政治經濟

文/區龍宇 （本文原為英文，發表於今年夏季號的美國雜誌《新政治》（New Politics）。目前暫無中文版，特作如下簡介。英文版的連結請按此）

作者：汪暉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範圍內均影響深遠。一九九O年代，大陸知識界發生了尖銳的思想分歧，在我看來，部分的根源，就產生於對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不同理解。這是一個未能充分展開卻又揮之不去的主題。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無論是官方媒體的宣傳，還是到處流傳的回憶和分析，絕大部分的討論集中在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的思想運動，即使有關所謂公民社會的分析，…

“我们都把她们叫做‘苟柄’（音译），其实这是越南人自己的叫法，意思是‘劳工’、‘苦力’，有点类似中国人说的‘农民工’，甚至比‘农民工’还要差一些。”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凭祥市浦寨口岸边贸城，一名中国老板说，“中国与越南交往增加，许多越南人来到中国口岸上打工，特别是越南的女人们非常勤劳，每天大包小包地背来扛去，可以说她们承担了许多中国人已经不愿意做的辛苦工作。”

一年多以前，當中國的樓市、股市和車市仍一片欣欣向榮之際，我在本欄〈美國經濟勢危 趾高氣揚 中國欣欣向榮 愁眉深鎖〉一文，預示美國方興未艾的金融危機，將嚴重波及中國﹕

去世200多年的經濟學 大師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最近復活了，《自由市場雜誌》第一時間獨家專訪。記者在一番寒暄之後問到：「斯密先生，我們香港讀者對你在《國富論》一書中『看不見的手』的比喻十分拜服，您能介紹一下這個觀點的來龍去脈嗎？」

香港首季的本地生產總值比去年下降了 7.8%，是近11年最大的收縮；整體貨物出口則下跌了22.7%，是55年來的最大跌幅。儘管財政司長 強調將會在短期內推出「既快且準」的措施，但觀乎特區政府近年的表現，我們確實難以期望新的措施，能真的有效地利民紓困，而非僅僅是另一次嘗試減少市民不滿和七一上街人數的政治公關。

去年十二月在斯图加特—Schleyerhalle举行的企业职工大会几乎又已经被遗忘了。尽管当时企业的领导层们自编自演了一场自吹自擂、油腔滑调的好莱坞式小电影。那些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们高高在上，继续过着富足生活的同时，却把危机的后果转移给我们，因此他们宣扬的“同舟共济”的感觉在下面坐着的听众耳中未免刺耳。

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仍在震顫中國傳統的發展模式。當下，我國宏觀面的走勢頗引人關注。作為應對金融危機的主戰場，隨著各區域新博弈關係的顯現，區域利益也在發生深刻重構。

勝華科技公司，規模龐大的高科技跨國企業，主要訂單來自Apple（iPhone）、Nokia、宏達電（HTC）等大廠，但自金融風暴以來，接連於各地爆發裁員及違法剝削勞工事件，而台灣、中國的勞工也正起身反抗，亟需全球勞工聲援支持！

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在經曆了長期的人權災難和艱難曲折的抗争曆程之後，覺醒的中國公民日漸清楚地認識到，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21世紀的中國将走向何方，是繼續這種威權統治下的“ 現代化”，還是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