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為英文，發表於今年夏季號的美國雜誌《新政治》（New Politics）。目前暫無中文版，特作如下簡介。
這次全球經濟危機一方面宣佈新自由主義和市場自然均衡論的破產，同時又加強了國家介入與拯救的聲勢。中國由於國家對於金融、保險、證券、外匯等經濟命脈本來就保持控制力，再加上政府不需任何議會批准就立即推出四萬億元的刺激方案，所以在緩和危機上無疑較有優勢。但是，依靠國家介入，另一方面也造成新的矛盾。這是因為，在中國國情下，國家機關本身即使是解決問題的一種方法，它同時也是更多更大的問題所在。
國家機關從來就不是中立的機關，而在完全不受社會監督的情況下，握有權力的官吏更早就不受法律與自己的規章制度約束；禁止官吏和政府部門經商的法令，實際是一紙空文，不法行為越禁越明目張膽。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官吏不僅獲得固定薪水，而且獲得商業利益，他們既是官吏又是（直接或間接的）資本家，一身二任。他們因此順理成章成為資本主義改革的最大受惠者，也是今天貧富懸殊空前厲害、民憤越益激烈的主要原因。今天大量采取國家刺激經濟的政策，繼續由不受監督的官吏自由裁量投資方案，必然意味更多的腐敗，更大的民憤。
其次，即使目前的刺激內需方案暫時有效，長遠來說只會造成更大的經濟不平衡。三十年來，由於工農被盤剝過甚，一方面導致國內消費力不足，另一方面也形成積累率太高，造成生產過剩。統治精英的對策，不是抑富濟貧，重新分配收入，而是加強出口，換取外匯，繼續發財。但是全球經濟危機，終於宣佈了這種本來就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的終結。目前官方急於尋找新的增長模式，但是，任何新模式又要繼續滿足官商的牟利需要為前提；瓶子雖新，酒還是舊酒。難怪不論是四萬億元的方案，還是其他政策，都根本不去抑制官商竭澤而漁，也沒有直接而大幅增加工農的收入，相反，最大筆資金還是落到國家官吏手中，在生產過剩的情況下仍然讓他們去搞基建投資。官方高談種種惠民政策，但是那點小錢再經過各級官吏層層截留，一定所剩無幾。結果社會財富還是集中到錢多到不知道怎麼辦的官商階級手中，經濟的不平衡更為惡化。總之，中國經濟發展已經到了新的瓶頸。
中國經濟模式的危機，特別是今天中國要為中美經濟伙伴關係買單（八千億美元投資在美國國債），正正說明了，中國絕對不像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在他的新書《阿當斯密在北京》(Adam Smith in Beijing)所說的，代表一種有別於美國資本主義的理想模式，更不用說是一種「社會主義」了。他說中國的積累沒有剝奪勞動人民，而政府的種種改良措施又顯著有效，統統說錯了。他的最大誤解，則是認為中國國家機關既然沒有受制於私人資本家，所以它仍然是非資本主義的，甚至是社會主義的。他不知道，中國官吏就是資本家；在民國時期，這稱為官僚資產階級。現在不過是戲碼重演而已。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可說蠻有傳統。阿銳基把中國以至世界的希望，把闖出一條資本主義以外的出路的希望，都寄託在中國黨國體制身上；他不知道，恰恰是它們才構成了中國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核心力量呢。想再依靠它們創立有別於資本主義舊社會的新世界，豈非緣木求魚？
中國的崛起不止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崛起，而且是一種南韓式的權威主義政體、加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的崛起。這種模式既非創新，也非勞動者所應該支持。它本身也逐漸無以為繼，而勞動人民也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一個經濟與社會危機交織的新階段已經展開。但是結果怎樣，只能由長期的壓迫與反抗來決定。事實上，群眾性抗爭必然自己開辟道路。勞動者在過去十年的維權抗爭多少已經打開一點空間（例如實際沖破罷工禁令），下一個階段得看他們能否多少發展組織力量了。如果勞動者長期無法突破這點，那就無法扭轉絕對無權和赤貧狀況，這不僅影響到自己的根本生存，而且對全世界的勞動待遇造成競相下調的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