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2010農村及民工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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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2010農村及民工調查

        農民工是工人,又是農民。一方面,農村的凋敝導致青壯農民不得不出外打工;另一方面,在戶口制度下,他們的農民身份的烙印又是無法磨滅的---儘管在年輕民工中,真正長時間耕過田的很少。這種烙印表現在城市管理者對民工的種種歧視,導致民工要在城市生根和撫養、教育下一代非常困難。所以民工在城市遇到種種困難時,總是被迫回鄉;即使不是回去耕田,也是回去做小買賣或者在附近城鎮打工。就這樣,民工跟農村又始終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任何人想要瞭解民工,不能不先瞭解農村和農民。

 

  7億農民的處境,簡單來說,就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一方面,依靠那一小塊土地根本不可能脫貧,另一方面,出外打工的工資日益不夠改善生活。

  小農經濟的生產力發展已經走到盡頭,如果不擴大耕種面積,走規模經營的路,繼續單幹而想脫貧簡直是不可能的。走規模經濟有兩條路,一個是合作化,一個是資本主義商業農場。現在許多地方官員和資本勢力正在或明或暗迫使農民走後一條路,用各種名義把土地變為他們實際私有,把農民變為他們的農場工人。雖然他們這個目標不能一蹴而就,但是,由於過去20年他們已經成功地把農業經營的上游環節(農用生產資料的投入)和下游環節(倉儲、運輸、銷售等)私有化或壟斷經營了,所以農民只守著那一小塊土地根本沒有發展空間,在現實力量對比下,其土地早晚也難免被官商們侵奪掉。

        走合作化的道路,當然最符合農民的根本利益,但是,這比維持現狀更不容易,因為要大多數合作社成功經營,不僅靠農民自己的努力,還需要一個真正的勞動人民政府,在經濟上及技術上支持農民。現實上固然沒有這樣的政府,更可怕的是,一些地方官員往往就是騎在農民頭上的剝削者。他們及其朋黨資本,已經聯成陣線共同對付農民。所以,雖然十七屆三中全會的決議也鼓勵合作化,但是,同很多惠農政策一樣,總是難以落實。所以,對於大部分民工來說,如果要脫貧,回鄉務農多數不是一個長遠辦法。

  但民工出來打工賺錢卻同樣地成為雞肋。許多研究表明,民工以至一般工人,過去20年的實際工資是不斷下降的,工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也是不斷下降。根據《2006-2007中國農村情況報告》第十三章的調研顯示,有一半民工認為自己的工資偏低。其實他們絕對沒有奢望,一半人只期望工資達到1000元水準,另外三成也僅僅期望達到1500元而已[1]。但是,即使是這樣卑微的期待,許多人也得不到。或者即使暫時得到,結果又往往被日益騰貴的物價所抵消。在經濟危機來臨時,官商們又可以輕易地把危機轉嫁給無權無勢的民工,要他們失業回鄉。所以,今天農民和民工要完全靠個人奮鬥來脫貧,只會比以前更為困難。

  今天農民或者民工繼續處於被壓迫被犧牲的狀況,本身不是什麼自然力量造成,而是社會制度的故意安排。首先,是中國公民按照憲法理應享有的政治權利,幾乎在現實制度中都被取消掉;而中央種種惠農政策,也往往被層層截留而難以落實。農民連最基本的知情權也沒有。例如關於近年的新農村建設,中國農業大學葉敬忠等五位教授與他們的學生展開了一個月的調查,調研發現,新農村建設戰略實施一年以來,“絕大多數村莊的新農村建設處於籌備和擱置狀態,缺少實際的舉措”。調研組在甘肅調研過程中發現,農民對新農村建設大多表示“知道一點”、“聽說過”,甚至有高達20.8%的農民根本沒聽說過新農村建設。葉敬忠認為,農民成了這場盛宴的被動接受者。“他們集體失語了。他們缺少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本來這台大戲他們是主角。”[2]其實農民不是失語,而是官吏在捂著他們的嘴巴,捆綁著他們雙手,使他們無法出聲,也無法反抗。他們比工人還更受欺負。中共建政以後,雖然剝奪工人的結社自由,但是還建設一個全總來做花瓶代表。農民則連這類的花瓶都沒有。所以在各個階級中,農民受苦最深。曹錦清最近有一篇文章也特別提到農民應有結社權的問題。農民要翻身,只有恢復基本公民權利,享有充分的言論、結社、集會、遊行等基本自由,發展農民運動,通過實力較量來糾正權力一面倒向官吏和資本家的局面。一句話,不公平的社會制度,只有通過社會運動去改革。

  有人說,農民素質太低,根本負擔不了這個任務。他們忘記了,21世紀的農民大部分都念過書,不像60年前那樣大部分是文盲。而且,今天的民工,由於文化水準比較高,又由於出外打過工,有過見識,所以他們可以成為城市工人和農民的一個紐帶,在發展工運之餘也刺激農民運動的發展。

  而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是儘量讓農民和民工的聲音發出來。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進行非官方的調查。在2008-10年的每年春節,我們邀請一些民工幫忙,在回鄉時進行一次小型的農村問卷調查,除了探討農村的最新情況之外,還特別瞭解一些官方調查往往回避或者含糊化的議題,例如關於村委會的選舉、村官腐敗問題。調查方法採用參與式行動研究法,我們先對民工進行訪員培訓,然後趁著春節回鄉時訪問其他農民。不過,由於民間團體的力量太小,問卷數量比較少,這是這幾次調查的局限。由於這三年也是經濟危機發生的前後,所以三次調查的內容都按當年的最新動向而設計問卷。我們希望通過這些調查,有助瞭解農民的狀況和他們的呼聲。

  我們也注意到,近年來政府的城鎮化政策和部分珠三角企業內移,也為民工提供了就近的就業機會,現在民工回鄉,已經有不少不是回去務農而是在附近城鎮打工。這方面的新變化,未能在這三次調查反映出來,只能希望以後再作補充了。以下是三次調查的主題:

  

  2008年調查主題:

一. 中央惠農政策落實的情況

二. 小農經濟的現狀與困難

三. 村務管理與村委會業務

 

  2009年調查主題:

一. 小農經濟的現狀與困難

二. 土地流轉的實際情況及農民的看法

三. 集體所有土地開發實況與村委會的民主化問題

四. 中央創業政策落實情況

 

  2010年調查主題:

一.經濟危機對農村及民工的就業和生活的影響;

二.政府在危機後實施的一連串農業輔助政策,農民認為哪些比較有效,哪些則相反;

三.農村幹部落實政策的情況。


[1]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北京,277頁。

[2] 2007年7月5日 南方週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