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7日，我在東京參加了全勞協每年春秋二季舉行的“東京東部權益總行動”。這天全勞協東京東部的屬會，針對該區所發生的五件勞資爭議，一次過向有關公司抗議施壓。這種抗爭方式已經持續20年，每次都租用大巴士，一起到資方單位要求解決問題。我們五六十人分乘兩輛巴士，前後到了五間公司抗議。中間還去了“光輪馬達”公司去慰問佔領公司的工人，以及借住該處的中國研修生。我這次是經過日本電信公司內一個左翼工會的朋友介紹而參加行動，那工會叫做電機通信產業工會。一些曠日持久的勞動爭議往往不易成功，尤其當工人人數較少時。這種行動的好處是能夠集合同時發生了爭議的工人或工會，在同一天內互相支持，向老闆施壓，迫使其出來談判。
早上個工會會員及當事人在新宿站準備行動
這裏簡單介紹幾句關於日本工會的主要組織。1989年，日本兩大總工會，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簡稱總評，英文縮略是Sohyo) 和全日本勞動總同盟(Domei)合併成立日本勞動組合總連合會(Rengo)，原在總評內的親日共的工會，認為總評與總同盟合併是同右派妥協，所以退出總評，成立全國勞動組合總連合(Zenroren)。另外，那些批評總連合會（Rengo）、又不贊成親日共的總連合（Zenroren）的一些左翼工會活躍分子，也在1989年12月成立了全國勞動組合聯絡協定會(簡稱全勞協；英文拼音Zenrokyo)。全勞協呼籲工運的統一、解決國鐵工會解雇問題和推行和平運動。全勞協每年舉辦五一遊行（約1萬人）以外，也一年幾次組織舉辦“權益總行動”。
到東京都政府教育部抗議
我們首先到東京都政府教育部門抗議。這是有關專科學校“千代田學院“02年破產的事件。僱員後來發現學校董事長等管理人員盜用資金，於是千代田學院工會追究董事會以及東京都教育部門，並要求重建學校。他們之前一直跟東京都政府談判，可是東京都政府在4月份改派了新的談判代表，並把之前的和解建議一律作廢，也不再談判。這次千代田學院工會在其他工會聲援下直接到東京都政府抗議，要求再談判，及由政府重建學校等。初期都政府有關人員不肯讓工會代表入內，但一大群工會代表經過一番推撞，終於迫使教育部門在辦公室接待代表。
工會代表經過一番推撞，終於進入教育部門辦公室表達意見
接著，大家又到了日本電信公司(NTT)。公司前僱員木下孝子1973年發生職業病（cervico-omo-brachial syndrome），當時還沒有私有化的電話公社解雇了她。她後來打官司，都敗訴。可是木下以及聲援她的工友直到現在還在要求公道，每次都參加”權益總行動”，向NTT提出要求書。
木下孝子（左起2）抗議日本電訊不肯為其職業病負責
接著再到昭和殼牌石油公司，參加昭和殼牌石油公司工會在公司樓宇下面舉行的中午集會。該工會要求男女平等待遇，批評資方歧視工會會員（見下圖）。
然後我們一夥繼續聲援中國研修生維權行動。
所謂研修生，實質就是勞務輸入。日本法律不容許輸入外勞。後來日本政府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培養技術人才為名，創立了“研修制度”，從國外招收“產業留學生”。按照規定，研修生拿的津貼比一般日本工人的工資低，說穿了就是為日本勞動力缺乏而變相輸入廉價勞工。自中日兩國1979年締結研修生派遣制度以來，中國一直是日本研修生的最大來源國。據網上資料，2006年在日的中國研修生近10萬，約占日本研修生總數的80%，主要分佈在中小企業。這些研修生先向中國的中介機構交出幾萬元人民幣按金，但往往來到日本之後才發覺所獲得的工作其實沒有甚麽技術可言，只是做廉價勞工；許多人的待遇形同奴隸，經常出現強迫勞動；研修生一有反抗，經常被強迫遣返。
我們一行有五個中國研修生，有些因為資方拒絕為工傷負責而來，也有些因為工資，或者因為聲援其他被強迫遣返的研修生。我們到了一家中國研修生仲介機構，叫“Miyabi合作社”。該機構由有關建築行業出錢成立，把中國研修生派遣到幾家建築公司。
組織中國研修生的工會“全統一工會”的中島浩先生、東京東部權益總行動總指揮的岸本先生(東京東部工會)，帶領那些研修生以及其他工友到仲介機構。最初那個老闆拒不談判，後來我們一大夥人湧進他的辦公室，老闆才不得不老老實實做下談。坐不下的工友們都在門外聆聽。老闆聲稱仲介機構跟研修生沒有直接的雇傭關係。可是中島浩先生指出，仲介機構對接受研修生的公司，有責任指導其遵守法律，何況這次強行遣返中國研修生的時候，中介機構職員也在場。
全統一工會有四個要求：
1．要求Miyabi合作社向09年5月被強行遣返的孫先生道歉；
2．要求Miyabi合作社對強行遣返，侵犯人權作出賠償，並監督僱用孫先生的公司(株式會社大迫)繳付未付工資。
3．為了解決另一個研修生李先生的未付工資和工傷問題，要求Miyabi合作社監督雇用陳先生的公司(株式會社大迫)解決問題。
4．為了解決另一個研修生陳先生的未付工資和工傷問題，要求Miyabi合作社監督雇用陳先生的公司（山起塗裝工業）解決問題。
然後我們兩輛巴士去了“光輪馬達”公司。公司位於商業熱鬧的上野。“光輪馬達“是零售摩托零配件的商店。由於老闆很霸道，13年前員工決定反抗，加入全統一工會，並成立光輪馬達支部，向老闆要求合理的工作待遇等。老闆一貫敵視工會，其間發生過工會骨幹被歹徒襲擊骨折等事件。2008年公司倒閉，老闆跑掉，工會立即佔據店鋪直到現在。他們在附近還開了商店，售賣摩托用品。他們也向國外勞動者伸出援手。那五個中國研修生就住在這裏，已經接近一年。還有幾個從韓國到日本，向日本總公司維權的韓國民主勞總的會員也住在這裡。如果沒有日本工運朋友的支持，這些中國研修生的下場就會更可悲。
中島浩先生和中國研修生感謝各位日本工會朋友的支持
最後一站是到一間派遣系統工程師的公司抗議。但我因為要趕搭飛機，不能跟去了。但後來日本朋友告訴我該公司老闆的故事；他把派遣工視為貨物，如果他們被（派去工作的公司）退回來，他就說“你們被退貨了”，“你是不良庫存”等話，不把工人看作人。工人忍無可忍，在4月份成立工會，但公司故意不為工會會員介紹工作。由於老闆這些惡劣行為，大夥兒就到公司門前抗議。
我離開前跟中國研修生道別。我記起十多年前在日本碰見一些中國人，他們跟我說，在日本，如果被日本老闆或警察欺負，只有求助於左翼的工會，才會得到善意幫助。四海之內皆兄弟（還有姐妹）這句話，對勞動人民來說是多麼真實。
最後，順便介紹一下帶我們參加這次維權巴士之旅的電機通信產業工會。這個工會在1980年成立。之前，1978年3月，一群原本是電信公司工會的年青會員，因參加反對興建成田機場（即有名的三里塚鬥爭）被公司處分。當時他們所屬的電信工會不僅沒有保護他們，反而加以同樣處分來打擊他們。那些年輕會員批評公司和主流工會的做法，並退出工會，自行成立電機通信產業工會。電話公社1985年私有化後，名字改成NTT，大力推行精簡人手（或稱“合理化”,rationalization）。2002年NTT採用新的政策，到了50歲的員工要選擇分流到子公司(工資減少30%，可是可以留在原居地)，或者留在母公司，雖然工資不變，可是被派遣到全國各地。NTT內最大的工會（就是曾經對電機通信產業工會的朋友實行處分的工會）向會員推廣前一個選擇，所以一般會員不敢選擇後者。這次陪同我們的電機通信產業工會的朋友，日野正美先生，他在2003年到了五十歲的時候，拒絕選擇前一個方案，所以從東北仙台被派到東京。他們的工會一直批評資方和親資方工會的合理化政策，並在派到到東京以後也不停止其鬥爭，和其他全勞協屬會一起堅持下去。
2010年11月27日（這篇報導得到我的朋友趙文的幫助才能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