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南方週末記者 黃秀麗 發自北京
2009-05-20
來源:南方週末
一群以社會學專業為主的北京高校學生，他們幫猝死的農民工家屬，與建築商談判賠償；幫工資過低的農民工談判合理薪酬，在談判成功後唱起《討薪之歌》。他們看到了以前所無法想像的農民工生態……
“五一”勞動節後的一周，2009年5月8日晚，北京近郊“西山華府”馬連窪工地的8名工人拿到了44天的工資。欠薪、討薪、妥協，這是一出在建築工地長盛不衰的戲。不過，在馬連窪工地上，戲的主角除了工人外，多了20名大學生。
張慧鵬，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三學生；林自存，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研三學生；徐洪業，北京科技大學大四學生；劉靜，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研究生。在和香港“大學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ACOM）”合作之前，他們就開始了對北京建築工地進行了一年多的探訪。
探訪結果和SACOM針對香港最大的房地產商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發佈的報告
《建筑业民工，21世纪的“包身工”》基本一致。在一年多的調查中，他們和馬連窪工地的三次“交鋒”最為引人關注。
農民工猝死，大學生幫助索賠
西山華府，這個位於北京近郊西北旺鎮的房地產項目將要建成高檔住宅區，市場售價約在1.8萬元/平方米。從遠處望去，工程主體已經初具規模。工地旁邊的一排活動板房，就是工人的宿舍。
該工地57歲的民工潘志源在3月22日這一天猝死了。死前一天，他還在和弟弟潘志勝在工地裡砸石頭。他每天至少要砸11小時，35天來從未休過假。死前那天，“他還在咳，喊心口疼。”潘志勝事後回憶。
潘志源是工傷死亡，還是自己身體突然發病死亡？這類死亡事件在工地上向來是糊塗賬：
對用人方來說，民工流動性很大，連勞動合同都是罕有之物，根本不可能事先給他們做體檢。對工人來說，工傷保險更是“只是聽過，沒見過”。
西山華府的建築商泰州振興公司認為，潘志源沒有死在工地上，不是工傷死亡，只肯給家屬2萬塊“同情費”。對潘志勝來講，哥哥死之前，連續工作了35天，每天都要砸11個小時的大石頭。這些在潘志源的記工本上記得清清楚楚。他認為：“哥哥是疲勞過度導致的死亡。”
潘志源的大女兒潘金芳趕到了北京。張慧鵬等大學生得知這一消息後，決定介入，幫助潘金芳和公司專案部談判。
張慧鵬、劉靜和潘金芳回憶了長達一個星期的談判過程。
3月29日，一個星期天，已經是春天的北京忽然下起了雪。上午9點多，來自北師大的女生王婷陪同潘金芳等兩名親屬走進了項目部。項目部大門外，張貼著大學生寫給泰州振興公司的公開信。20名北大、農大、北師大、北航、對外經貿的大學生站在大門外，手持白菊花，合唱《生命之歌》。
到下午兩點多，潘金芳出來了，滿臉倦容。下午另外兩個學生陪潘金芳進去繼續談，一直談不攏。到了傍晚，潘金芳口氣硬了起來：“多少錢我都不要了，我就要討個公道。”
最終公司妥協，將“同情費”增加到了6萬元。
第二天，十幾名學生寫了封聯名信遞到了北京市海澱區勞動局。工傷科的人解釋說，6萬多已經不少了，北京工地上死個人（指沒有認定工亡的）也就兩三萬的事。“他的話對家屬打擊很大。”張慧鵬說。此前，“公司項目部的人說了相似的話”。
公司最終拿出了6.4萬元。令潘金芳不能接受的是，在父親的死亡原因一欄裡，醫院注明的死亡原因是“猝死”。但父親的猝死和他工作疲勞過度是否有直接關係，仍是個謎。
高唱《討薪之歌》
潘志源死後，工友們從他身上只找到了1塊5毛錢以及工地的一些“飯票”。他來工地35天，每天出的都是全工，但沒見到一分工資。
潘的死，使公司方決意辭退19名55歲以上的“高齡”工人，工錢則要等到年底才能結清。3月24日晚上，19名工友在宿舍裡開了一次會，大學生們列席其中，教他們統計工資表，並推選代表準備和公司協商工資事宜。第二天早上，“只有6個人敢站出來，其他人都退出了。”劉靜說。
3月26日上午10點多，5個大學生和6名工人相約來到了項目部門口。經過和專案部管理人員激烈的爭執，最後兩名女生被允許和工人一起進去。
談判在屋裡進行，學生們在外面派發傳單、名片，講解勞動法，吸引了不少工人。“剛剛很兇悍的工地負責人也只能一句話不說，在一邊看著”。一名大學生在《討薪記》中寫道。
工資標準從每人每天50元談到60元，到了中午下午兩點，雙方終於達成了協定，以65元“成交”。
雖然和先前約定的70元還有差距，但從項目部出來的工人們仍然滿面春風。
簽完字、領完錢，工人們和學生們走在工地外的大馬路上，一個工人喊了一嗓子：“我們拿到工錢了！”然後大家高唱《討薪之歌》：“打工可以炎熱嚴寒，但不能沒有工錢……”這是根據“打工青年藝術團”創作的《生命之歌》改編的。
歡快的歌聲響起時，在腳手架上的工人們以口哨聲做回應。
設計三種討薪方案
4月30日，工地機電組的25名工人突然被要求“撤場”，原因是他們的包工頭徐金來跑了，工人不需要那麼多了，每人給700塊的“撤場費”回家。700塊遠低於當初約定的工資數。17名工人已經回家了，剩下8人還在和專案部談判。
5月6日，劉靜等人帶著列印出來的勞動合同法和工人們見了面。工人張保生認為公司的演算法極不合理，扣除公司發放的生活費和“飯票”，他白乾了活不說，還欠公司10塊錢。
劉靜等人給8名工人設計了3種談判方案。按計工表算出的工資；按電工平均價格算出的工資；按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加上加班費算出來的工資。
5月7日，工人與專案部協商時發生了衝突。“我們把項目部的人反鎖在屋子了。”工人徐福成說，他和另外兩名工人被帶到了派出所做筆錄。
下午3點多，劉靜等大學生和其他的工人趕到了派出所，公司方也趕到派出所。之後3方共同去了馬連窪街道辦事處勞動科。最終公司和工人達成協議，定下了80至95元的日工資標準。
5月8日晚，8名工人拿到了拖欠的工資。
大學生們和馬連窪工地3次“交鋒”後，導致雙方關係交惡。以往每個週六晚上劉靜等人都會到工人宿舍探訪，“現在一去就被趕出來了”。出於人身安全的擔憂，大學生不再進入工地。
泰州振興公司專案部經理錢文紅（音）對南方週末表示，大學生的做法干擾了他們正常的施工秩序，討薪應該讓勞動部門討，“不要你們學生討”。但他“能諒解他們，畢竟是孩子”。
參與馬連窪討薪的大學生有20個左右，這個鬆散的組織連個名稱都沒有，靠每個高校的聯絡人維繫行動。對劉靜來說，以往工人死亡、討薪都是新聞媒體上的事件，非常遙遠。真正深入到工地後，“才知道他們的生存環境有多麼差，他們的要求有多低，一個是按時拿到工資，第二是能吃好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