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沃爾瑪工人的抗爭：中國勞工運動的一次突破

2017/05/05

中國沃爾瑪工人的抗爭：

中國勞工運動的一次突破

2016年7月

陳佩華（Anita Chan）

翻譯：五月

陳佩華是中國勞工議題專家，為The China Journal編輯，並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作客座研究員。關於中國的議題，她曾出版九本書籍以及過百份學術文章，所著書本包括2011年於康乃爾大學出版社（Cornell University Press）出版的《沃爾瑪在中國》（Walmart in China）。

本文最初發表於《中國製造》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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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21日，“沃爾瑪中國員工聯誼會（以下簡稱‘聯誼會’）”在博客中宣佈，美國“我們的沃爾瑪（Organisation United for Respect at Walmart）”已經與其在網路上展開合作，討論如何推進雙方與沃爾瑪的鬥爭。這一行動標誌了當代中國工運史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次，人們看到的不再是中國政府的官方工會——中華全國總工會（ACFTU，以下簡稱“全總”）的領導人與外國工會領袖握手的新聞；也不再是身處香港的“中國勞工通訊”著名領導人韓東方與世界工會領袖握手的新聞。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工人通過不懈努力，突破了政府壁壘，終於成功地與海外同事建立了聯繫。這是過去十年來一系列突破中的高潮。

張軍：電工和勞工積極分子

沃爾瑪在中國的169個城市擁有四百多家門店，雇員人數約為十萬人。“聯誼會”最初是在2014年由以張軍為首的幾位沃爾瑪工人創建的；現在，它已經依靠互聯網聯結起了全國各地大量的沃爾瑪員工。當時的張軍40歲，在山東煙臺的一家沃爾瑪分店任職電工。他和“聯誼會”其他核心成員的初衷，是建立一個平臺，讓沃爾瑪員工可以交流經驗、表達不滿和相互聲援。沃爾瑪的工作條件和工資水準近年來一直在急劇下降，如今一線工人每月到手的收入甚至常常低於法定最低工資標準。

到沃爾瑪工作之前，張軍就曾參與過組織工會。那是在2006年，一家名叫奧利威（Ole Wolff）的小型丹麥電子公司的六十名女工，因為對工作條件不滿而舉行了罷工，並建立了基於民主選舉的工會。當時在附近另一家工廠工作的張軍，受邀成為了罷工工人的法律顧問。為了保持這一民主工會的運行，他們與工廠管理層和區級官方工會進行了長達四年的鬥爭。在這一過程中，張軍還與全總副主席交換過資訊；而後者則親赴山東，指示省工會承認罷工工人組建的工會。但是，隨著奧利威將工廠搬去南方，這場鬥爭也結束了。張軍失去了原先的工作，但之後在他家附近的沃爾瑪找到了另一份工作。

2006：重要的一年

“聯誼會”的出現可以追溯到2006年。當時，美國最大工會“服務業雇員國際聯盟（SEIU）”的主席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正在發起針對沃爾瑪的國際運動。他多次來到中國，試圖說服全總一起參加。出於自身原因，後者接受了邀請——因為與此同時，全總正在受到來自中國政府的強大壓力，要求其遏制越來越多的罷工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全總決定做一件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其就沒有再做過的事情：組織工人。

在此之前，每當想要在一個公司設立工會支部時，全總都會直接和管理層合作，建立後的工會也會受後者控制。不過這次全總嘗試了“用地下的方式”來組織沃爾瑪工人，就像美國工會在沒有工會組織的工廠裡悄悄接觸工人並組建支部一樣。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全總就建立了大約18個沃爾瑪工會支部，並暗中在夜間舉行了支部委員會選舉和成立儀式。但兩個月後，全總卻改變了主意，與沃爾瑪簽署了諒解備忘錄，這使後者可以順利地在上百家分店內設立了由管理層控制的工會。此後，沃爾瑪的工會幹部便由人力資源經理擔任，還以工人的名義簽署了所謂的“集體協定”。然而，直到今天，全總還在吹噓中國沃爾瑪的工會覆蓋率。

不過，2006年工會民主選舉短暫的暴風驟雨還是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那些參加了選舉且仍在沃爾瑪工作的工人們，現在開始想要奪回他們的工會。所有四名創立“聯誼會”的勞工積極分子現在都是四十五歲左右，在過去幾年中，每逢工會支部改選，他們都會爭取成為候選人。而沃爾瑪的管理層，則會在當地官方工會的默許下，給四人參選製造障礙，甚至解雇了其中兩人——而這兩人現在正在為這不公平的解雇起訴沃爾瑪。張軍沒有被解雇，但在2016年主動辭職了。因此，現在負責運行“聯誼會”網路的四名積極分子中，有三人是前沃爾瑪員工，而不是在職員工。

最新鬥爭：綜合工時制

2016年5月中旬，沃爾瑪宣佈將採用“綜合工時制”——一種和沃爾瑪在美國採用的“開放工時制”非常相似的制度。這一制度將使工作時間的分配具有極大靈活性。這個計畫令中國的沃爾瑪工人震驚了。如果這個制度得以實施，他們將不再有固定的工作時間，也就不再有“加班”的概念，工人賴以彌補低收入的加班工資也會不復存在。而且，他們還必須隨叫隨到地去上班。於是突然間，“聯誼會”的網路成員激增到一萬人左右。

為了阻止沃爾瑪這種明目張膽侵害工人權益的行為，“聯誼會”採取的策略之一，是督促工會出來履行職責。它向全總的不同層級發出了各種呼籲，包括向其總部（譯者注：原文已被刪除）發送了兩封由上千工人署名的公開信。他們提出了一系列投訴，指出沃爾瑪違反中國勞動法，還強迫工人簽署接受綜合工時制的同意書。按法律規定，雇主在申請採用新工時制度的官方許可之前，必須有雇員簽字同意。有報導顯示，一些沃爾瑪分店經理，在上層的強大壓力之下，為了得到簽字，甚至把拒絕簽字的工人鎖在儲藏室裡，還以降職和解雇相威脅。還有一些工人遭受了來自管理層的密集電話和短信騷擾，其中兩人由於承受不了這種壓力，甚至出現了精神崩潰。

仍在沃爾瑪任職的第四名“聯誼會”積極分子，曾致電全總的北京辦公室，要求與其負責人談話。一名官員接了電話之後，這名積極分子敘述了沃爾瑪的違法行為，並表示工人希望重新選舉工會的支部領袖。該官員回應說他會關注此事，但之後就沒了下文。

最後的手段：罷工

2016年6月14日，廣東省工會突然在報紙上發表聲明，指出綜合工時制只能由有特定排班需求的工作場所採用；零售商店並沒有資格申請，一旦採用的話，就是違反了勞動法。但厚顏無恥的是，這篇聲明完全沒有提及沃爾瑪和沃爾瑪工人的抗爭。雖然看似是工人取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但由於工會沒有採取任何實際行動，所以這一聲明並沒有阻止沃爾瑪繼續強迫工人簽字認同新的工時制度。

在所有其他手段都未能阻止沃爾瑪的強權之後，江西南昌沃爾瑪八一廣場分店的工人打響了罷工的“第一槍”。7月1日上午七時，七十名工人全部身穿著紅色沃爾瑪制服，背上貼著抗議標語，開始在店內遊行。他們喊出了“抵制沃爾瑪綜合工時制！”和“堅決維權到底！”等口號。罷工的消息立即在“聯誼會”的網路內傳播開來——支援的資訊如雪片般出現，心懷不滿的工人們都把八一廣場分店尊為了楷模。

第一場罷工發生在這個特定的分店，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八一”和“南昌”都是中共歷史上的重要符號。1927年8月1日，中共領導的南昌起義標誌著其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開始。在以這一歷史符號命名的分店裡，首先展開對世界最大企業[1]的抗爭，令南昌的沃爾瑪工人感到非常自豪。他們齊聲喊到：“我們正在這裡繼承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傳統！”

但是，究竟為什麼罷工會首先發生在這家特定的分店？事實上，雖然與中國的大歷史無關，但對於中國沃爾瑪的工人來說，這家分店有著光榮的過去——它是2006年在全總支持之下舉行真正民主的工會選舉的分店之一。在這裡，一位名叫高海濤的普通工人，依靠自學的勞動法知識，參與選舉並當選為工會主席。他與沃爾瑪管理層就一系列工作場所的問題進行了鬥爭。當沃爾瑪要和所有分店工會簽署全國集體協議時，高海濤曾要求對協議進行一些修改。隨著鬥爭加劇，消息傳到了全總的北京總部。作為一個勇敢的工會主席榜樣，他受邀前往北京，會見了全總的高層官員。但是，堅持拒絕簽署集體協議令他被全總拋棄，最終遭到了解雇。這一新聞曾被中國媒體廣泛報導。

據“聯誼會”在網上發佈的資料顯示，南昌分店在罷工時仍有許多老員工，他們中的一些人，十年前肯定曾和高海濤並肩戰鬥過。所以，當反對綜合工時制的運動開始後，這家南昌分店的工人首先站出來宣佈該店現在和將來都不會有人簽署同意書，也就不足為奇了。

罷工第二天，市政府才終於派人來到該店，瞭解抗議原因，並在離開時表示會考慮工人的訴求。在本文撰寫之時，仍然不能確定有其他沃爾瑪工人也採取了同樣的反抗。

呼籲國際支援

不論在中國還是外國，沃爾瑪工人都是薪酬最低的群體，因此也是最弱勢的。即使他們最近的鬥爭標誌著中國勞工運動邁出了重要一步，他們仍然需要強有力的國際支援，以免失去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全球各地的工會、非政府組織和其他相關機構都應該動員起來，對美國和中國的沃爾瑪總部進行施壓，並要求全總領導層對這些積極鬥爭的沃爾瑪工人予以支持，確保他們的權利不再受到侵害。

2016年7月4日，後記：截至今天的最新消息是，南昌的另一家分店，以及位於哈爾濱和成都的兩家分店，也出現了罷工。除了繼續自身的鬥爭之外，“聯誼會”還發起了一場聲援運動，以支持美國沃爾瑪工人要求15美元最低工資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