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0日清早，我們拜會了位於法蘭克福城區Rödelheim 的組織“Zusammen e.V”（“在一起”聯合會）。從聯合會工作人員的介紹來看，這是一個頗有激進色彩的左派組織。貼在門上的羅莎·盧森堡畫像，書架上的許多左翼書籍，例如《10 TAGE》（即約翰·裡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弗羅姆和奧威爾的著作，甚至毛著等等，似乎也是證明。一位名叫菲力浦的男士為我們介紹他們的組織，另一位元女士則為我們講述了德國工人組織的傳統及其演變。
向中方做介紹的兩位“在一起”聯合會成員
聯合會的宗旨與工作
這個勞工服務組織是在四年前成立的。一開始是在市區擺上一張桌子兩張椅子搞宣講，做諮詢。這樣，我們就發現許多人都面對著同樣的問題：掙的錢少；孩子因為父母上班而無人照顧；失業嚴重而且失業金很少，等等。這些為同樣問題苦惱的人們互不相識，彼此間沒有信任，單打獨鬥無法解決問題。因此，我們想到應該把這些人聯合起來，一起去找政府解決問題。比如孩子沒有人帶，這是因為托兒服務不足，政府不重視；至於工資和失業屬於勞動問題，就需要聯合起來向勞工局做鬥爭。
我們在每個城區發佈資訊之前，都去調查一下那裡的人們有哪些急需解決的問題，把這些收集起來的問題以小故事的形式印在傳單上，發到每個人手裡，但我們不談如何解決問題，為的是給人們留下思考的空間。
起先，我們在每週搞三次見面會，第一次只來了一個人。但我們堅持繼續舉辦，很快就增加到20人。兩三個星期後，我們開始介紹大家互相認識，一起討論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大家很快就總結出問題的根源：工資低；二次失業金太少。
我們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小組，建立起一個較為完整的工作架構，並與法蘭克福大學取得了聯繫，跟大學裡關心這些問題的師生一道工作。然後，很快，我們發現需要一個集會的地點，讓有需要的人能夠找到我們。於是我們湊錢租到了這個房子。
我們的工作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採取了會員制——現在約有80名會員；會費每人每月10至15歐元；成為會員者有權得到諮詢，有權使用我們的房子和接受我們的服務，同時有責任積極參加我們的義務工作，包括打掃衛生。成員之間相互幫忙，比如陪同你到勞工局等政府部門去，充當翻譯，或是幫忙帶孩子什麼的。成員之間要瞭解彼此的需求，並提供協助。
最初剛成立組織的時候，我們並沒有意識到成員多寡有多麼重要。隨著工作的開展，我們感到，沒有會員制是不行的。成為會員，意味著認同我們，因而能夠積極參與，並且意識到組織的重要性。所以，在我們的成員當中常常說到，能夠團結和站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能有個見面機會和條件是非常重要的。對初次碰到的一個潛在的成員，我們一般都會告訴他：我們不是諮詢處，希望你能加入這個組織；如果你只想諮詢，我們會介紹他到另外的地方去。我們也會針對不同的人給予不同的資料。
現在，我們每週做三次諮詢，其中兩次會有專業的律師來參加——我們的諮詢是非常專業的，不僅介紹法律方面的情況，還要説明你瞭解和分析自身的狀況，比如為什麼會有低工資等，以此增強你的自覺性。像我們剛才提到的針對領二次失業金的人，我們就有完整的架構和經驗來幫助他們，我們還把它推廣到諸如居住、受教育、健康等方面。
我們的另一個工作重點是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我們組織大家聚會、過節、舉辦慶祝活動，讓成員們彼此瞭解，相互支持。
關於舉辦什麼活動較好，是諮詢呢還是帶娛樂性質的聚會（party）？我們的工作人員會堅持前者。幾年來的工作經驗讓我們確信，諮詢工作很重要，可以給會員們帶去許多資訊，讓生活發生積極的變化。開個派對的話，很多人都會來，在增加彼此的瞭解、信任方面有幫助，但也有很多人會爭吵、酗酒、吸毒等等，對此我們是禁止的。而即使是搞個慶祝會，我們也會考慮它能給工作帶來什麼幫助。
我們還舉辦工作坊，例如針對二次失業金的工作坊，不僅談法律，也談論失業金及低工資形成的背景。首先是從法律上分析，即由於新頒部的法律的限制，我們能拿到的錢越來越少；接著分析失業金水準和工資水準之間的關係，找出兩者的共同點；最後，對“工資“概念進行徹底的分析——誰來訂立工資水準；誰分配工作；工人被剝削的情況如何。這些工作是有積極成效的，大家的抗爭意識都有提高。不過，這方面我們還沒有完整的架構。此外，我們每年至少召開兩次總結會，彙集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討論將來怎麼做。
到我們這裡來的成員各種各樣，有來自阿富汗和非洲等地的人，我們設法讓大家發現彼此的共同點，互相信任而非彼此競爭。當前的德國社會有著大量“反對移民”的言論。我們逆著反移民潮流來建立這樣一個工作點，力求改善移民狀況，讓他們互相信任而不是互相出賣。從8月至今，我們一直在進行一項活動，就是讓法蘭克福市區的其他人也來關注我們的活動。我們到處張貼宣傳畫，得到許多人的認同——我們所做的正是他們想做的——並贏得了很多會員。因此，我們計畫每三個月就搞一次大型活動，讓需要幫助的人們能夠找到這個地方。我們的願望是，將來在法蘭克福其他地方也開展活動，最終讓德國其他城市的人們都能夠團結起來。
目前這個城區有1.7萬名工人，失業率達到7~8%。德國有很多工會在各城區辦有工會活動中心，可以給市民、工人提供相互瞭解的機會，在法蘭克福的工會則把辦公室撤掉，把活動中心關閉了。
德國工人組織的蛻變
之所以選擇城區來從事我們的工作，因為在傳統上這裡有著非常悠久的工人運動的歷史（現在已經看不出了）。那我就來講一講為什麼現在已經不是，為什麼工人運動的精神所剩不多了？這裡還有許多工人組織，諸如工會、音樂小組等等，但宗旨已改變，不復是當初成立時的宗旨了。
從19世紀到1933年，近百年間成立了很多的組織和工會。當時人們的處境很艱難，下班以後很難有什麼娛樂，所以大家就自發成立了各種各樣的小組（比如音樂小組）。不僅在德國，其他國家也有，靠工資生活的人們團結起來，組織一些活動，讓生活變得更好，更豐富。在德國，這些組織曾經是社會民主黨的堅實基礎，不管什麼樣的組織（包括音樂組織）都致力於提高工人的生活水準，關注社會的變化，積極參與討論。這些以各種興趣小組命名的組織，實質上也是政治組織。
對法西斯興起時所搞的一些恐怖活動，這些工人基層組織都積極發表自己的觀點，針鋒相對予以反擊。不過，這些組織在法西斯上臺之前就已遭到了極大破壞，人們被迫退回到家中。法西斯上臺後，人們仍然組織活動，但受到法西斯的嚴密監控，不得討論任何社會及政治議題，一旦發現有反抗舉動，就會把你送進集中營去。這一系列的恐怖活動破壞了長久以來形成的、富有覺悟的組織的精神；通過謀殺這些組織的負責人，迫使他們謹言慎行。還有的組織直接被宣佈為非法，遭到取締。1933年，人們曾經嘗試組織一次大罷工來抗議法西斯的恐怖活動，但遭到鎮壓。
1945年之後，戰前成立的組織也保存下來了。但在先前的非常敏感的時期裡，這些組織的權力並不操在成員之手，他們受到外界的控制和監察。這種控制在1945年後有所減緩，但仍舊存在。比如在工會中隔離共產黨份子。長達12年的法西斯統治徹底破壞了這些組織的精神，使得留存下來的組織淪為資本主義統治的工具，完全喪失了積極性。到了1956年，前西德開始將共產黨及其理念視作非法而予以禁止。結果很多人只好閉上嘴。直到今天，人們都不願表明自己的政治觀點，不願發表政治見解。當然，像反法西斯之類的議題，人們會發表議論，這與政府的宣導有關。此外還有最近在斯圖亞特反對新建火車站的運動，就有大批人積極參與。政客們說：你們為什麼要走上街頭來抗議呢，不是有議會嗎？你們可以通過現有的機構、政黨……不過，願意起而反抗資本主義的人是越來越少了。
工業化的情形發生了變化。早年在工廠附近有很多工人居住區，但現在那種大規模的工人聚居區已很少見。比如法蘭克福機場這樣的大公司，工人們的住處分佈在城市各區，而非集中在機場附近。只有魯爾區的情況有所不同。工薪勞動者的合作與交流有兩個場所，一個是工作場所（即工廠、公司），另一個地方就是居住地。工人不僅要爭取改善工作條件（比如工資等等），還要爭取政治上的權利，比如說在工廠和居住地建立可以進行組織活動、交流經驗和交換信任的地方，以便將來能夠組織鬥爭。當前社會通過把人分成等級的做法——歧視失業者，或是把人按照工作的背景來劃分——從而製造分化。在在居住地組織工薪勞動者的有利之處是可以避免人和人之間的分裂。德國社會的一個特殊問題是，人人都對政治機構（政黨或工會）持不信任態度，也不願發表政治意見，不相信通過聯合起來就能改變什麼（有人提出，在不同地區，人們對社民黨、工會等機構的態度還是有所不同的。另一位德方朋友說道：“我在工廠，是工會成員。當很多工人因為工資太低、工作時間太長去找工會時，工會總是態度強硬地壓制工人。它和政黨是穿同一條褲子的。”）。我們的積極份子在做宣傳的時候，人們會問：“你是不是要向我們兜售什麼東西啊……”總之就是不信任。歐洲其它國家如法國、希臘、西班牙就不一樣，德國是比較保守、謹慎的國家，其根源來自當年法西斯統治下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當初想要使用發傳單的方式，想到必須成立一個機構來把他們組織起來——因為用其他方式不能把人們聯繫起來——這個機構的目標就是重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
有一個跡象是進步的，就是人們已經開始發現自己的處境越來越糟糕了，會去找工會、老闆、勞工局抱怨。意識到處境不佳，並且能站出來發表自己的觀點，這只是第一步。我們還要組織起來。但現在看來這個工作做得不太好，如何組織起來還不太清楚。
題外話：德國人和中國人眼中的中國
聯合會的成員對中國的情況非常感興趣，並提了不少問題。
有人問道：“歐洲把中國當作一個大問題來看待。我自己才10歲的時候就曾經想：如果每個中國人都開車，那會是什麼局面啊？歐洲希望中國永遠生產在‘一歐元商店’裡能夠買到的便宜貨，可是現在的狀況讓他們非常生氣：中國竟然發展得這麼好，不但生產便宜貨，還發展了技術。歐洲認為，中國人偷取了西方的技術才大大發展起來。不過我要是中國人的話，會很自豪，因為不受發達國家的控制……對這些問題，中方如何看待？”
有中方訪客答：“中國發展得很快，但大多數農民、工人都生活得很苦。多數財富只是為富人所佔有。中國工人的付出與收穫不成比例。假如中國工人一直生產便宜貨，收益也只會在資本家手上。便宜貨賣到外國，外國工人未必受益。某德國組織的人士就說，中國進來的便宜貨多了，德國工人的工資和福利也跟著下降。真正得到好處的不是中國工人或西方民眾，而是全球的資本家。中國工人與西方民眾的共同敵人是資本主義。”
另一位說道：“2003年我們與歐洲某機構一同調查成衣成本，以一件衣服4歐元算，中國工人只得到2 歐分。所以我們都覺得，只要歐洲人多給兩歐分，中國工人的工資就可以翻倍了……不過真這樣的話，這筆錢也不會落在工人手上，而只會落在資本家手上。至於西方品牌公司，則占了75%的利潤。”
第三位發言者說：“要說所有的中國人都有車，我也不能想像。一，大部份中國人都很窮，買不起車；二，中國現有的汽車數量已經要超過公路系統的承受力了；三，石油資源也不夠。另外，工人同時作為生產者與消費者，是會有矛盾的心態，這不只是歐洲與中國的問題。說到當前全球的分工，比如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都搬去不發達國家，是非常不合理的，其中包含著大量人類勞動的浪費。中國現在很流行一個看法，就是認為中國老闆賺得很少，絕大部份利潤被發達國家賺走了。基本上，這類宣傳的目的是為了把勞資矛盾轉移成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的矛盾。歐洲人想不到中國發展得這麼快，但中國人自己也沒有想到。相比之下，前蘇東各國就衰落了。”
有發言者舉汽車業為例：“2008年金融危機中，德國的賓士與大眾跟美日品牌一樣不賺錢，但它們一樣加大在中國的投資。這些合資企業的投資額是對半投資，利潤按理來說也應對半，但實際上70%以上的利潤被外國資本拿走。這是中國某專家的研究成果。但沒有人說明真實原因何在。”
最後一位發言者說：“汽車業的利潤分配，我沒有研究。中方一般要付出高額專利費，但中國是大國，有一定的談判能力，並不純粹受外資控制，也能迫使外資做更多的技術轉讓——這是小國所做不到的。因此，中國在對外資讓步的同時也能得到更多技術發展。這並不意味著政府找到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現在的中國，就像如20多年前的日韓那樣以威權主義模式壓榨工人。中國有兩億自律性很高並且對城市生活有期望的農村人口，國家把他們變成工人，作為剝削對象。中國‘崛起’或許沒問題，但對工人來說，受害多於分享。”
德方朋友問：“德國有30%以上的人口不好找工作。在30歲以下的人口中，有60%從未做過一份穩定的工作，都是派遣工，或只簽短期合同。現在德國的五金行業中，80%的工人是勞動派遣。中國的農民工是否可以通過教育而得到穩定的工作？”
中方來訪者答：“以往有較少部份農村人口可以通過讀大學而分配到城市工作。90年代中起，由於教育商品化，讀書越來越貴，一般家庭在這方面的負擔越來越重，同時每年有幾百萬畢業的大學生找不到工作。勞動派遣在中國至少有10幾年的歷史了，但2008年前勞動合同法出臺後，勞動派遣發展得非常快速。”
德方朋友又問：“中國政府頒佈了下一個五年計劃，要拉動內需，改變當前的出口型模式，還要提高勞工待遇，你們對此有什麼看法？”
中方來訪者答：“中國搞了個四萬億投資拉動內需的計畫。但內需分兩部份，一是人民的消費，二是投資。2008年，人民消費占國民收入的比例是35%，2009年還是一樣，可見人民的收入和消費沒有增長，增加的只是投資。從這方面來說，政府的目標有一半是失敗了，當然政府沒有說，只提4萬億是如何投資，並且‘保八’了（也就是保持了高增長）。國內消費在很多國家占國民收入的70%，印度是60%，中國只有35%，是全世界最低的。政府有個‘國民收入倍增計畫’，現在也擱淺了。這個計畫的阻力很大，即使出臺，能否落實也很讓人懷疑。就算工人的工資增加了，但物價水準也在增加。至於農產品，即使價格有一點點的提高，但原料成本會提高得更快。中國的資本很強大，官僚體制僵化，因此這些計畫能否得到落實，還是抱謹慎態度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