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付濤
來源：《中國發展簡報》2009夏季刊NO.42
金融危機波及全球，儘管肩負期望的G20峰會只有4月2日一天，但圍繞峰會前後掀起的波瀾卻洶湧不息。場內，各國政府試圖協商應對。場外，公民社會也和媒體一樣，打開了聚光燈。活動者們盡力通過多種方式表達訴求，將多元的倡導活動向峰會投射。正是這些來自公民社會的批評與壓力、觀察與建議，這些場外公民敲敲打打的聲音，試圖幫助政府從不同角度觀察全球共同面臨的挑戰，為避免一葉障目的決策提供了鏡鑑。我們在此編譯和摘要發表相關文章和報導，和大家分享公民社會圍繞G20峰會都有什麼樣的觀點、反應和行動。
縮水的發展援助
為應對金融危機，G20拿出了1.1萬億美元的方案，但這些錢大部分錢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集團收入囊中。就在金融危機前的『太平盛世』之下，發達國家已違背承諾，導致對發展中國家援助大幅縮水，此舉是否更會使相應的援助雪上加霜，加劇對發展中國家脆弱和邊緣群體的損害？和氣候變化的的影響一樣，公民社會擔心，儘管這些脆弱群體並不是危機的製造者，卻因抗風險能力弱，要不合理地為危機買單。
3月31日『拯救兒童聯盟』組織對外發表聲明，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的飢餓兒童增加了1000萬，並且預計今年底會有40萬兒童因經濟崩潰死亡。該組織希望各國特別關注第三世界國家兒童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問題。
同樣，據《新京報》4月2日消息，『樂施會』新聞發言人艾莉森.伍德海德接受採訪時說，本次峰會的結論不應僅僅是拯救富有國家的經濟，更應重視窮困國家因出口、投資和援助減少而承受的困難。根據樂施會的調研報告，依賴出口的孟加拉、越南、菲律賓、斯里蘭卡等發展中國家，受經濟危機打擊最為嚴重。『是富國的政策導致了經濟危機，他們有責任幫助那些無力出台經濟救援方案的窮困國家。』『世界視野』組織非洲部主任姆巴亞給出了世界銀行的估算數字：『今年全球金融危機會讓發展中國家5300萬人重新陷入貧困，加入2008年因食品燃油價格上漲而返貧的1.3億人的行列，這些數字不容忽視。』
來自NGO的警告並非空穴來風，發達國家為應對金融危機大幅度削減官方援助已並非個案。最近數月，在官方援助方面，愛爾蘭政府削減了9500萬歐元（預算的10%），意大利削減了4億歐元（預算的56%），拉脫維亞則索性臨時性擱置了全部援助預算。
3月26日，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發布2008年官方援助數額和G20峰會前夕，歐洲NGO的聯盟——CONCORD成員中的一百多位NGO領導人首次會見歐洲委員會主席巴羅佐（Barroso），敦促他向歐盟成員國和G20施壓，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應對金融和環境危機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CONCORD負責人Olivier Consolo表示，按照現有的援助額度估算，目前用來解救危機的肇事者——銀行系統的資金，總體上相當於未來154年的官方發展援助的額度，削減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官方援助讓人難以接受。
危機中的公平訴求
除了面對面坐下來和政府對話，作為直接表達意見的一種方式，遊行抗議也是公民社會在政府間會議必然採用的手法。圍繞G20催生了大量不同訴求的抗議行為。峰會前一周的3月28日，150個慈善團體組成的『人民為先』（Put the People First）聯盟在倫敦組織的抗議活動，動員了大約35000人參加。這些組織既有行動援助、樂施會和國際計劃、綠色和平、地球之友等國際發展和環保組織，也有為工會和為無家可歸和失業者提供服務的救世軍。金融危機的蔓延有其全球化背景，也使反全球化浪潮有了更為現實的基礎。G20峰會看上去討論的是金融危機這一經濟領域的單一議題，但由於背後與種種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公平和環境問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各領域的NGO藉機將自己的關注點與之『掛鉤』，進行遊說和倡導。關注不同議題的NGO為何能藉G20聚合在一起，因為現今全球面臨的種種問題總是相互纏繞，需要係統的應對思路，金融危機也不例外。
遊行隊伍中，『資本家，你就是危機本身』和『為了世界上窮人的公平』的標語並駕齊驅，意味深長。這既是表達對現狀的不滿，也有對新自由主博客、短信：多樣的資訊動員手段
此番針對G20峰會進行倡導活動，公民社會組織充分利用了各種信息傳播手段，例如Climate Camp作為氣候議題活動的組織方，利用了短信、郵件和社交網站如Facebook進行了『串聯』並成功爭取到大量的參與者，在4月1日遊行反對碳貿易。
另有媒體報導，樂施會和救助兒童會組成的NGO聯盟——G20 Voice安排了全球50位博客寫手實況報導倫敦峰會。一些政府代表被邀請和這些博客寫手在峰會期間共同討論發展議題。
這些寫手包括全球反貧困聯盟主席Kumi Naidoo，央視主播芮成剛等人，他們由網絡提名並由聯盟發出正式邀請加入。他們的採訪和觀察報告在G20 Voice以及其他知名網站如Twitter, Flickr, YouTube及Moblog上發表，整個過程充分借助了網絡作為新媒體的傳播優勢。
正義旗幟下全球自由貿易體制問題的反思。社會公平問題在各種呼聲中顯得非常突出。人們對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拯救『肇事的』銀行業，但公眾卻需要自己去應對失業壓力非常不滿。據BBC的一則報導，德國法蘭克福發生了一次2萬人參加的遊行，遊行者指責德國政府在拯救金融機構的時候動作迅速，但在保護普通工人利益方面行動遲緩。
2月3日，在世界100多個國家擁有成員的全球消除貧困聯盟（GCAP）向G20國領導人發出了『人民為先』的呼籲。GCAP強調，各國政府和企業在經濟危機的應對策略中應該將人民利益的考量放在第一位，通過有效援助、民主化治理、重視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找到走出衰退和實現千年發展目標的可行之路，重建一個『人民為先』的全球經濟秩序。
反思主流的經濟發展模式
金融危機的爆發也為各方人士提供了反思主流發展模式的契機。公民社會發出了批判資本主義，對現有的發展模式進行質疑的聲音。CONCORD總裁Justin Kilcullen表示，現有的發展模式依靠強勁的經濟增長，不平衡的財富分配和對自然資源的過度榨取，目前有必要對現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構進行改革。
在峰會結束後一天，國際行動援助在印度發出警告，應對全球危機的方案不能被用於拯救垂死的經濟模式。行動援助的發展融資顧問Soren Ambrose提出，應鼓勵發展中國家引入新的政策，讓市場服務民眾而非相反。應強調在應對危機過程中增加投入，增加婦女和窮人的人力資本和生產能力，並提供全面免費的教育和醫療健康。加大公共投入為民眾提供保障，是應對危機並保障公平的必要手段。
在一衣帶水、維繫著數百萬平民生計的東南亞湄公河流域，長期以來在政府和企業通過電力追逐利潤的強力驅動下，大壩開發的張力一度咄咄逼人，讓人喘不過氣來。大壩驅動的強迫移民帶來的貧困化惡果，已成為橫亙在湄公河流域上的一道道傷痕，引發了社區和公民社會的長期抗爭。
作為副產品，金融危機使湄公河流域國家一直處於飢渴狀態的電力需求以及需求預期下降，在短期內電力開發的步調有所放緩，給將湄公河電力開發作為經濟發展動力的湄公河各國提供了一個反思的時機。
湄公河委員會（MRC）秘書處首席執行官Jeremy Bird表示，委員會成員國可以利用電力需求重新上升之前的短暫機會加強策略規劃，全面考慮可持續發展的因素，保證大壩建設要考慮到現有的百姓對河流自然資源利用和生存的需求。Jeremy此番講話，算是對公民社會的回應。湄公河委員會一直受到公民社會的嚴厲批評，因為它作為政府間協調機構如同橡皮圖章，軟弱無力，在平衡該地區大壩建設中經濟發展需求與社區生計和環境保護方面並未起到應有的作用。
離開湄公河流域的區域性問題，放眼全球，南方國家反對全球化的代表人物，關注南半球（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創辦人，資深分析家Walden Bello特撰文指出，全球資本主義體係正處於崩潰邊緣，在更長期、更為基本及策略性的結構變革過程中，需要迫切採取新的步驟，利用目前的危機打造新體制。『新制度終止的不只是失敗的新自由主義全球治理，還包括歐美對資本主義全球經濟的支配；同時它還將換上去中心化、去全球化、民主的後資本主義秩序。』姑且不論全球資本主義體係是否正處於『崩潰邊緣』，這個顯得有些激進的視角有助於深入反思現行主導一切的全球主流經濟制度的利弊得失和未來走向。
環保與氣候：險被淹沒的呼聲
G20峰會召開前一天，綠色和平在巴西里約熱內盧的跨海大橋上懸掛巨大橫幅，以一以貫之的行動再度衝擊人們的視線。橫幅上大寫著『氣候和人民應在第一位』，呼籲G20領導人更加關注環境與人民。
儘管峰會帶來了高額的經濟刺激預算，但其中並沒有具體的預算、計劃和措施讓低碳經濟轉型和環保產業共享。這個結果令環保主義者感到失望。
地球之友常務董事Andy Atkins認為，峰會實際上把環境和經濟發展再一次推到了對立面上。在這種思路之下，G20領導者們拯救的將永遠是高碳經濟。怎樣使綠色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相輔相成，更可持續地令經濟復甦，而不是抱持『將環境問題暫時擱置一旁』的漠然態度？這是環保主義者非常關心的問題，他們希望金融危機能夠成為調整世界經濟結構，使其由高耗能、高排放的經濟轉向低碳經濟的一次契機。
因此，綠色和平發出呼籲：峰會中的富國成員需要承諾付出自己GDP的至少1%來發展綠色清潔能源產業，同時承諾停止對任何加劇全球變暖的行業的資助或者其他經濟刺激手段。其餘的國家，要竭盡所能來擺脫骯髒的以煤炭為主的發展模式，進入清潔能源的發展紀元。所有20國應該確保其他的經濟刺激計劃對於未來的綠色發展和可持續能源發展沒有負面的影響。
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負責人David Norman發出警告，如果短期內沒有治理全球變暖嚴厲措施，那麼後果會比全球金融危機更加嚴重。
IMF改革問題
除了上述議題外，廣泛吸引公民社會的關注和熱議的還有IMF的改革問題。G20達成的一個協議，是計劃增資1.1萬億美元，通過IMF和世界銀行集團，恢復全球信貸和就業市場及經濟增長。IMF在成為『最大贏家』的同時，也激起了公民社會的反彈。
由於過去IMF和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堅持全球化政策，推動甚至壓迫發展中國家無條件放鬆管制，實行自由貿易，限制政府在衛生和教育方面加大投入，使後者付出了慘重代價。IMF在近期的聲明中也承認，過去確實設立了過多不必要的貸款條件，表示要改革自己的做法。致力於消除貧困的NGO表示，通過IMF、世界銀行和區域發展銀行來發放大量的應對危機的資金引人擔憂，呼籲對這些多邊金融機構進行改革。
關注南半球的Walden Bello提出，『負責金融事務（包括發展金融）的區域組織，應該成為新全球治理模式的中心，而不是其他由北方國家支配IMF這樣的集權機構、並且獨占資源權力的金融系統。』
然而，據監察IMF貸款的非政府組織Eurodad說，IMF仍將繁重條件附加於發展中國家的貸款中，最新的貸款案還是鼓勵金融與銀行系統自由化。
第三世界網絡（TWN）的靈魂人物Martin Khor 4月5日撰寫評論，指出IMF貸款仍採用原來的政策，與G20現在支持的擴張性經濟刺激政策相背道而馳。『G20將錢給IMF而非其他合適的國際組織來恢復經濟，是一個不幸的做法。』他同時發出呼籲，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應不只限於治理方面，還要在政策和實施過程中加大貸款信息透明度，以及借款國議會和公民社會的參與。
誰來代表眾多的窮國？
從G8到G20，將『新富』的國家納入，使得峰會有了更大的包容性，也反映了世界政經格局變化的現實。美聯社認為，中國對於在G20峰會上挑戰以美國為首的全球金融秩序，表現得非常直率堅決。為在如何監管及挽救金融體系問題上擁有更大的發言權，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甚至提出建立另一種全球貨幣的主張，以結束美元在貿易、外匯儲備和商品價格的主導地位。中國在IMF增資，也反映了中國進一步參與世界經濟治理的一種願望和姿態。
但是，大多數的南方國家並未打消對IMF代表性的疑慮。關注南半球（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的Walden Bello撰文指出，到目前為止，IMF的投票權分配只有些微改變。儘管外界要求讓南方成員國家擁有更大的表決權，富有國家仍然在決策執行委員會中擁有超額代表，而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亞洲和非洲國家則普遍缺乏代表性。
因此，儘管G20相比過去擴大了全球決策的參與度，但G20領導人所作的決定直接影響其他172個國家（其中大部分都是最貧窮，同時也是在經濟危機和氣候危機面前最為脆弱的國家），有些NGO認為，儘管峰會20國代表了世界85%的產出和80%的貿易份額，但卻無法全面代表一百多個國家的觀點和利益。因此，解決全球問題的最佳場所應該是擁有192個成員國的聯合國，而非G20。這些組織對6月聯合國世界經濟和金融危機及其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會，以及12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氣候大會給寄予厚望。
為此，全球消除貧困聯盟（GCAP）要求賦權聯合國，讓聯合國成為監督全球經濟管理的核心機構，在金融體系改革中承擔核心的角色，同時對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治理改革，讓金融體係從現在的大國主導向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擁有同樣權利的方向發展。
國內的聲音
國內，民間組織固然對G20峰會決策力所不及，但在涉及危機應對的國內政策潛在的影響方面，環保組織也有所反應。在積極的擴大內需促進增長的10項措施中，兩年總計4萬億元的投資計劃，將大量資金投入各類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對拉動內需，製造就業機會方面作用明顯，但對環保壓力也顯而易見。環保民間組織有足夠的理由表示擔憂。在急於上馬大型工程的壓力之下，環評程序的『簡化』無疑會降低門檻，使一些過去不能立項的項目在特殊的環境下獲得通過。
3月9日，自然之友利用舉辦2009『中國環境綠皮書發布會』之機，向兩會代表委員發出呼籲：應加大對4萬億元投資的環境監管，讓4萬億元投資的決策過程更加公開化，讓4萬億元投資成為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的探路者。國內媒體對此進行了關注。
與此相應，環保部門負責人也在多個場合表示要嚴把環保關，在擴大內需的背景下絕不降低環保門檻，為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建設項目設置’防火牆’。
圍繞金融危機中的政府決策，全球公民社會進行了關注和行動表達。其中糾結的既是本土議題，也是國際議題，它們將全球的命運聯繫到一起，也使公民社會感受到共同行動的重要性。
（由於篇幅有限，本文無法逐條列出資料來源，需要者請聯繫中國發展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