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正捲入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各國均不能倖免，只不過受影響的程度各有不同。全球的失業、半失業數字急劇上升，在業者的飯碗亦岌岌可危。香港的強積金，至少不見了四分之一，苦了退休人士及眾多打工仔女。不少僱主紛紛轉嫁危機，勞工、婦女、青年，移民工人首當其衝。在另一方面，聯合國、G8、G20等召開國際高峰會議，試圖提出解決方案，但並無側重民生及勞工方面，所以被批評為“救市不救人”。平均每名美國納稅人要負擔八千美元的救市方案。AIG事件顯示這些只是益了上層人士及投機者。
現在覆述一些勞工狀況。
中國在春節期間，有二千萬民工返鄉，其中大部分是被解僱者或開工不足者，官方估計失業率為百分之四點五，但社科人員指為百分之九。
美國為另一重災區，失業率達百分之九點五，三大汽車廠工人可謂四面楚歌。由二零零七年十二月至今，美國失去了工作崗位六點五百萬個。不少工人要離鄉別井，到遙遠地區找尋臨時工作。
印度珠寶手工業因外國市場萎縮，令工人陷於開工不足。曾經一度稱王的離岸諮詢中心、製衣業、建造業也要裁員減薪。
南韓的雙龍汽車廠事件令中韓兩地工人、市民互相對駡，結果只令事件加劇彼此的矛盾。另一方面，個別工會與資方及政府簽署共同宣言，接受削減勞工褔利的方案。到了6月/7月又因破產裁員，引致工人佔領工廠，政府動用警方鎮壓。
英國方面，年初出現反對外勞的罷工，保護主義又抬頭了。
日本近年來的“工作貧窮” (又稱在職貧窮)的人士大大增加，而且又有年輕化趨勢。有心人士發起救濟運動，提供營地，送熱飯餸給他們充飢。
香港方面，不少公司實施放長假，用以減少開支如國泰航空公司。但亦有爭取權益的罷工抗爭如雀巢公司工人反對無理開除工會幹事。
澳門也出現僱主借故炒本地工人用外勞代替的案件。如某酒店兩名洗碗部門的工友，因為放了瓶裝水在洗碗機上，結果被資方以 “食物制作區域不可放存私人物品” 而作解僱。
經合組織（OECD）研究顯示外勞比本地工人更慘，因為輸入國為求自保紛紛採取限制或縮減輸入外勞措施，例如日本便遣散不少巴西籍日本人回家。台灣、沙地阿拉伯也有同樣情況，相對來說，外勞減收入導致外匯大大減少，令其家鄉生活水平下降。
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到了二零零九年年底全球便有五千萬人失業。報告指出，在全球化衰退下出現更不平等，更無保障的情況如百分之八十的工人缺乏社會保障。該會秘書長說，這次 “社會衰退”，工人不應為經濟崩潰買單。
最近有跡象顯示，經濟反彈及個別情況好轉，尤其是中國。廣東省東莞市不少工廠重新招人，例如某鞋廠自誇其訂單排至九月份。某電子廠還集體招聘職業學校剛畢業的學生等。但工人指出，這多數是老闆換人的手法，尤其是在勞動合同法下，用以解僱舊人、年資長者。還有勞工工作者指出，老闆用不給予加班方法來懲罰不聽話的工人，特別是那些維權份子。
中國要用內部消費來刺激經濟，是否良方有待商討。
另一方面，我們又看見保護主義重新抬頭，與及工人間爭取工作的衝突，不單只在國內，還涉及國與國之間。
擺在我們面前，有三個說法可以考慮。第一，這次危機只是過渡性，一兩年間便會回復現狀。第二，各方面提出的臨時措施，像救火隊一樣，調控一下便足夠了。第三，提出改革資本主義的方案，因為以金融投機為主的經濟模式實在不可行，是適當時機探討和實施另類模式。正如世界各地社會運動人士所攪的 “世界社會論壇” 口號是 “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 一樣。
讓我們視察勞工運動的回應。
總的來說，全球勞工運動的回應，不是太慢就是太弱，有些地方更不被政府重視。例如印度，政府的措施並不預先諮詢工會的意見。調查顯示，若有工會參與機制，措施會推行更順利及受落，又例如在南韓，KFTU參加了官方聯席會議，而KCTU則被排斥，這麼一來便分化了勞工運動。
戰鬥性強的工會，如香港職工盟、法國總工會﹝CGT﹞等，則堅持體制外的抗爭。
回顧歷史，阿根廷工運，曾發起佔領工廠運動，老闆逃走或破產後由工人群眾接管生產，在最高峰時有四百間企業，也維持了十多年。至於國際工會，則忙於召開會議，並無積極而有效的介入手法，很多時流於叫口號，十分被動。與此同時，美國工運正積極爭取僱員自由選擇法，對承認工會及集體談判權有正面作用，例如工會取得眾多會員確認時便不用通過投票來決定代表權，但遭到老闆集團強烈抵制。在印度，勞工團體爭取一項“社會保障人人有份”的運動，希望非正規就業者，零散工都要納入保障。中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也參與不少救助工作，派錢、派物資食品及搞培訓給失業返鄉工人。這是一個自保的方法。經過多年的爭取，香港工會及民間團體成功爭取到最低工資立法。
國際勞工組職(ILO)今年的大會主題便是針對金融危機提出一套名為“全球就業公約”，裡面與勞動法及社會保障有關的建議包括：
1. 實施體面工作以應付危機。
2. 可持續性的社會保障系統，以幫助弱勢社群。特別是現金轉移計劃，就業保障計劃，延長失業救濟金，為養老金及醫療保健包底。
3. 透過社會對話，集體談判和法定最低工資來保證工人收入。
4. 強調國際勞工標準，不應在危機中下滑。
5. 危機應被視為一個機會，重新強調兩性平等政策及移民工人的權益。此 議案獲大會通過。
10月底，ILO將會有 “全球體面工作” 大會。
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ILO 也提出類似方案並呼籲要在危機下加強勞動法及社會保障，可惜大部份國家都沒有落實執行。
與此同時，聯合國的千禧年發展目標（MDG）要到二零一五年達成，也因此次危機而面臨質詢其可行性。
因為聯合國及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看來是“高、大、空”，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情況下，良好願望是否得以實現？現實的情況是不少國家，地區被迫削減工資、福利、暫緩勞動法及社會保障措施來做過渡性安排，以至更以開放市場，更自由經濟，更多私有化來吸引外資，結果是無產化更加擴大。
看來，對爭取更佳勞工保障，勞工法例的挑戰是巨大的，但我們決不應止步，要加強團結及遊說的工作，如去年的南韓“衣恋糾紛”(Eland)，便為非正規就業者取回公道，與及生產自救的阿根廷案例均有參考作用。
最後，謹引用美國之工運烈士 Joe Hill 犧牲前的一句話 “不應哀悼，應組織起來” 作總結。
作者是香港社會保障學會會長及亞洲專訊資料研究中心中國項目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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