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報財經新聞
陳智德 2007-08-25
(編註：如果要談“工人文化”，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近十多年來，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工人文學徹底地衰落。所以現在黃慶雲的《香港歸來的孩子》，以 1922年海員大罷工和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世界工運史上最長的罷工)為背景，特別值得注意。)
約兩星期前，在書店赫然發現資深兒童文學家黃慶雲女士的新著《香港歸來的孩子》，一部以四名兒童至少年為主要述角度的歷史小說，把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省港大罷工事件，化為少年們的成長故事，重建消逝的歷史及其理念，重現更重視卑微者的掙扎和尊嚴，書中的革命力量來自對抗爭的描述，也來自革命理念的延伸，讀畢十多萬字的長篇後，滿載罕見的力量和反思。 本書是小說，也有很強的寫實性，重要史實都根據多年資料蒐集所得，更訪問過六七十位當事人而得到第一手資料。故事由一九二二年在香港發生的海員大罷工開始，以兩個海員家庭及其年幼子女的經歷為故事主線，而重點放在一九二五年省港大罷工爆發後，眾人離港北上的革命歷程。
比暴力更大的恐怖
小說的前半部分，特別是香港時期，詳細描述當時殖民地的壓迫力量，包括殖民地的法庭、警察、官員以至教育，在第三章的結尾，板間房之間種種眾人的紛擾，都在最後被「讀番書」的學童那歌頌英皇的殖民地教科書誦讀聲蓋過，殖民地的壓迫於此處，在暴力以外顯出了更巨大的可怖。
故事首個轉折點是冬冬到船上找父親，海員叔叔帶她走進船倉，一個與甲板截然不同的沒有陽光的世界，海員叔叔交代海員的真實生活，沒有掩飾陰暗面，其實是述者的寫實安排，道出與浪漫想像相反的真實生活，帶反童話的筆觸，仔細而殘酷地呈現：無論在海員與海員同事之間還是工人與管工之間，都充滿勞苦、賭博、疾病、欺騙、死亡的故事，當然工人的痛苦，更大程度是由於船公司為謀取最大利潤而盡最大可能的剝削。海員叔叔再談及公司不准一名死在船上的海員屍首帶回陸地而必須棄在海上，經工友爭取才得以把屍首帶回陸地，而說到最後，那已死海員就是冬冬的父親。
接著寫一眾海員協助冬冬一家，在青山十三咪（深井附近）以「香港中華海員工人聯合會籌備會」的名義立碑並埋葬其父。小說根據歷史，部分人物沿用真名，其中一位海員叔叔蘇兆徵即真有其人，在本書中也多次出現。蘇兆徵（1885-1929）是早期中共著名的工運領袖之一，十八歲到香港謀生，任職海員多年，一九八年加入同盟會，至海員大罷工時期已為工運領袖，在鄧中夏的《中國職工運動簡史（1919-1926）》中亦有記載。海員大罷工之後，蘇兆徵在一九二五年成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中，以香港海員身份被選為執行委員，在省港大罷工時期以罷工委員會委員長的身份組織工運，亦曾在《民國日報》及《工人之路》等刊物發表工運文章。
理想與現實的歷史
香港的海員大罷工和省港大罷工歷史，已有不少文獻記錄，黃慶雲據當事人的訪談化成小說故事，把歷史更生動地呈現，包括海員工會牌匾被警察沒收後，工會爭取到由警官及會督舉行儀式公開交還的情況，以及為突破港府新聞封鎖，香港工人散發報道五卅慘案的傳單，方潮帶冬冬自開行中的電車跳出以逃避便衣警察的跟蹤等情節。
第十一章「再會吧，香港！」，講述罷工後香港居民聯群結隊返回廣州，篇目「再會吧，香港！」來自抗戰時期由田漢填詞的著名歌曲。小說故事在此氣氛大轉，眾人在香港時是寫殖民地的壓迫及工人的對抗；回廣州後，「在革命的土地上」、「快樂的大團圓」、「工人自己的政府」等章節中，呈現一片初期社會主義理想的氣氛，一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互助甚至人人沒有缺點的基層人民烏托邦，過所有人分擔所有工作同時共享資源的公社生活，「工人自己的政府」就是指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內部嚴密如一個政府，書中描述它的所在，原是一處已殘破的遊樂場遺址，省港罷工委員會就在該處修建出調查處、法制局、審計局、訓育處、庶務處、交際部、遊藝部、宣傳部、會計室等等多個部門，還有配槍的糾察隊，連監獄也有，打算用來審問和監禁「出賣民族利益破壞罷工的壞蛋」和被公安局放走的奸商，但似乎未能完全實行，審訊過的犯人還須交回公安局處理。
小說寫到罷工開始，尤其眾人返回廣州後，不免有點美化，工人因罷工而成了主人翁，而且「現在人人都知道勞工是神聖的」，作者的描述其實也有史實根據，大罷工的成功引發一種樂觀的氣氛，「勞工神聖」和「勞動創造一切」的講法傳頌一時，甚至本身不是工人的進步學生也因崇拜工人而把自己打扮成工人裝束，使廣州整條街都是工人打扮的人在逛。當時情況可能真的這樣美好，但在其筆調中仍可看出美化的用心，特別與香港部分的殘酷呈現對比出兩種寫實態度，對內地的美化傾向帶一種理念上的肯定和認同，自然地在呈現時亦使用一個認同的框架，選擇並強調對革命和鬥爭的熱誠。
解放個體的文學鬥爭
作為一部青少年小說，對於本書中的少年人角色，讀者一直等候知道他們對革命事件的感受，特別是一個少年人由旁觀大人們的革命以至成為革命一分子的心路歷程，我想如能在這方面再多交代或可更立體些，亦使那革命的理念更具基礎。在傳統的革命文學、鬥爭運動的描述中，個人的想法微不足道甚至一再加以貶抑，革命中的個人情感沒有半分地位，小資產階級的情緒被認為不值一提，過去較多反省的作品如楊沫《青春之歌》，到最後仍不免否定主角林道靜的情感。走上革命之路、回到與群眾立場一致的路就必須先消滅自己的情感，在今天看來，革命的激勵性、鬥爭和反抗的理念可敬又帶更大的悲哀。
如果時代是像某種歷史觀所言，是不斷進步的，那麼可能過去那種因應特定鬥爭需要而形成的個人對社會、革命對情感、知識分子對普羅大眾的嚴整對立面，也許亦可容許作調整。這裏無意否定過去的立場，真正認識歷史的話，會了解不是所有二分的對立都不可取，二分對立原是鬥爭的必然，至少是一種策略，亦必須經過這樣嚴正的二分才能達致革命，對二分的批判其實是回顧之後產生的想法。不過必須這樣對立的時代或已過去，正如我們在今天會認為發展與保育不是一種二分的觀念一樣，今天的革命和鬥爭當然需要對抗，但對革命的書寫本身應有更多個體的生命，以利潤和市場衡量一切的思維不需考慮推土機下的個體感情和人文經驗，鬥爭者以革命的方式對抗壓迫機器，而書寫鬥爭的文學者要做的也許不是重複或停留於記述其對抗，而是把機器下被壓迫的個體情志解放出來。
如果今天這時代還需要有書寫革命和鬥爭的文學，它也許已不需像五六十年代般貶抑個體情志，因為今天的壓迫機器正正就是一具貶抑個體的機器，文學者對被壓迫的個體，透過記錄、轉化、象徵，重建個體情志再催生新的反思，真正具鬥爭意義的文學針對壓迫機器對個體的壓迫，以重建個體情志作抵抗，由此而達致一種解放。
《香港歸來的孩子》中一個一個參與革命的少年，離開香港後從廣州再轉戰於廣東農村不同城鎮，大部分沒有再回到香港，「香港歸來」是站在內地而言，重點寫他們返回內地之後的經歷，包括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參加工人糾察隊在農村與土匪的戰鬥等。這裏因應篇幅難以再論，尤其從香港出發的革命流動，其複雜意涵有點類近四十年代黃谷柳的《蝦球傳》；亦難以說清本書帶來的震撼，它不止記錄一個年代，也重現失落於歷史資料的革命感召力。歷史資料形成認知、分析和評說，文學卻把歷史無法處理的情志和理念重現，在本書當中，重現本身已作為一種感召和精神力量，催生並推動理念的延伸以至實踐，基於寫實而超越了寫實，歷史的斷裂因此而得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