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至關重要——社工學者瓦萊利(Michael Lavalette)訪談錄

2009年 4月 26日

英國《衛報》記者Helen Carter,季耶  譯

按:這個訪談譯自的英國《衛報》2009年3月11日。被訪者瓦萊利(Michael Lavalette)是社工學者,也是利物浦左翼地方議會議員。他和一群不甘社福界沉淪的朋友4年前發起「社會工作行動網絡」。隨著Baby P事件引起更多人關注社會福利的前途,他們的活動和取態引起更多人的共鳴。
在Laming勳爵發表關於兒童福利事業改革檢討報告的前夕,英國《衛報》記者Helen Carter采訪了某個社工運動組織的創始人,該組織呼籲社會工作者從「指標文化」(the target culture)中解放出來,重新發掘目前備受責難的社工行業。

絲毫不奇怪,由於當前社會工作的危機,Michael Lavalette在利物浦霍普大學的辦公室裏到處堆滿了參考資料,這個「社會工作與社會正義」學科的副教授也是「社會工作行動網絡」(the Social Work Action Network (Swan))的發起人之一。該組織是一個激進的行動派,成員主要有學界人士、社會福利受助者、社工和大學新生。

據介紹,該組織成立於四年前,它認為當前的社會工作日益遵照市場規則,日益商業化,而這與社會工作這一職業的道德是相違背的。

Lavalette稱:「全國的社工都深受商業化的影響。他們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體現一系列的道德價值,但在實際工作中他們卻體會到,僅僅通過法定的社會工作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大家樂意參與社會工作的原因也很多,如樂於助人、希望提升人們生活水平等。但他們不得不要面對具體的物質工具和經濟來源,也就是說社會工作者不能夠較為自由地去發現和滿足人們的實際需求。」

每天在開始正常工作之前,他們必須首先處理電腦裡的30-50條信息,這就限制了他們與受助者的接觸時間,也降低了工作的效率。據蘭開斯特大學Sue White教授的統計,社會工作者每天有60%-80%的時間要花在電腦上。

「人們都以為社工要經常與受助者面對面地溝通,以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但事實上他們卻要花很多的時間去完成管理者的指標(managerialist targets),而只有很少的時間與受眾在一起。」

Lavalette認為社工這一職業的從業人員流失量很大,隨著工作量的日益攀升,急需更多的人士參與進來。一項研究表明,只要你能堅持在一線工作五年,所有人都會把你當成一位在行的專業人士。在2000年,一個一直生活在倫敦北部兒童保護中心的8歲孩子Victoria Climbié死在Haringey,這導致了一場兒童社會福利事業的變革,以及五年後的教育事業改革。

但在Lavalette看來,自Laming 勳爵的報告發表以來,社會工作領域的變革還是微乎其微。

盡管改革的宗旨是加強對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但是在2007年一個由Haringey兒童福利中心監護的17個月大的嬰兒Baby P,死於他的母親及其情人和一名寄宿者的手中。

超負荷的工作
Lavalette 說:“Laming勳爵當年的報告裡認識到,社工的超額工作量是不適當的。現在Unison(包括社工在內的公營部門從業員工會)也在說工作量至今也沒有降下來。他們每個人都有30到40個個案,過去五年裡這種工作量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Climbié事件後,社會工作領域被引入了一系列的指標,Ofsted也被引入。現在社會工作管理層都不得不面對這些指標了。Haringey的參議會就在Baby P事件前還提交了一份荒謬的Ofsted報告。但我們應該徹底拋棄這些指標!」

就公眾關心社會服務市場化越來越強、而用於服務受眾的時間越來越少的問題,Lavalette重申:「社工也是身受其害,這種情況還沒有明顯改善。」

兒童事業大臣(the children’s secretary)Ed Balls號召社會工作者回流其職業是毫無意義的,「人們當初為什麼要離開這行呢?因為一切如故,沒有變革。」回來的人只是少數,Lavalette認為這樣還不如重新培訓一批新的社會工作者呢!

「我希望大學能把社會工作納入社會學的課程裏面,培養學生們在社會政策上具備全球行的視野」 Lavalette本人所在的大學就有社會教育學的學位。

他也建議對於社會工作的新手在第一年裡要給予適當的保護,如安排較少的工作量,找一名老手在工作中進行實際的扶助等等,「千萬不能一下子就給他二三十個極端棘手的兒童保護個案。」

Lavalette是一名熱情的演說家,遠沒有那種脫離現實的學究氣;但他仍然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Flickr, YouTube 和 Facebook上他都開立了自己的網頁,同時他還定期地為本地的一家晚報寫稿子。

他的觀點和「社會工作行動網絡」的宣言相呼應,都認為如今英國的社會工作「已經迷失了方向,當前的危機已經嚴重的無以複加了。」「社會工作行動網絡」就是努力尋找一些有效的方式來拯救這一危機,為社會工作規劃「新的實踐」。

「社會工作行動網絡」迄今已經召開過三次全國會議,參會人員多達數百人次,包括了Baby P事件之後。我們也可以看到網頁的瀏覽量急速升高。他們還開展了一個網上聯署,要求終止對虐童事件裡負責社工的「人肉搜索」(witch-hunt)。

「我們認為這種做法是在找「替罪羊」,而這不可避免地會把更多的孩子推向危險。因為這種做法會在相關從業人員中引起焦慮,導致他們士氣低下,以致工作失誤。」

Lavalette雖然也承認,相比於《太陽報》有成千上萬的簽名要求懲罰Haringey的前線社工,他們只有2000餘人的聯署行動簡直就是大海之一滴水。但他聲稱「社會工作行動網絡」的很多潛在支持者是被勸止簽名或參加集會的,因為他們的上司認為「社會工作行動網絡」太激進了。

他說:「有些人看了聯署書就直接簽名了,有些人則把聯署書拿走去給他們的朋友看,也有些人看了很緊張,他們生怕上司責怪。」

「社會工作行動網絡」還不想主動與社工管理層對著幹,因為對現行政策的批評已經是共識,只是他們要求進行根本性的變革而已。「社會工作行動網絡」不是體制內的團體,它也不想和它們(如英國社工工會聯合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 (BASW) 或 Unison)分庭抗禮。

Lavalette曾經在他的課堂上問過大二、大三的學生是否願意從事兒童保護的工作,當時大部分同學都舉手表示樂意;但Baby P事件後,有大約一半的學生就再也不想從事這一工作了。

大眾的迷思
Lavalette認為如果社工他們虐待了孩子,或者他們沒有照顧好孩子,他們確實應該受到懲罰。「但人們通常有個迷思,就是認為社工主觀上都是非常樂意去幫助那些需要救助的人的。」

「我們要知道,這些需要救助的人,恰恰是我們社會所遺棄的人,他們生活在社會的邊緣,對我們滿懷狐疑。而社會工作者的到來,更會強化他們的這種認識。」

Lavalette說,對Laming勳爵改革方案的修補,已經對當前的社工危機於事無補了,英國應該好好地學習斯堪的納維亞模式(the Scandinavian model)。比如在瑞典,社會工作者都有一個下午的時間來思考自己的案例,和同行探討,相互吸取經驗。

既然所有的數據都顯示貧苦的兒童更容易遭受虐待,那麼解決貧困才是最重要的。

「一個社會應該優先考慮兒童的福利。英國雖然是世界第五的富國,但貧困兒童的比例卻很高。」

Lavalette現在正忙著籌備下個月在格拉斯哥(Glasgow)召開一次研討會,主題就是「Baby P事件後,社會工作路向何方?」

就個人而言,Lavalette相信隨著Baby P事件這一悲劇的發生,人們會越來越多地支持社會工作行動網絡,網絡的戰鬥力只會越來越強,他們一定能夠成功革新社會工作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