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紡織業看中國入世後的全球經濟角色

中美達成入世協議後，雙方都宣稱這是雙贏方案。中共政府一直堅持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入世，如今目標已達。表面上中共好像有力地維護了國民利益。其實這只是外交辭令。拿到發展中國家的身份不見得中國就得到很多實際好處。如果我們比較一下另一個同中國發展水平相近的發展中國家–印度–對世貿所作的承諾做一個比較的話，不難發覺，中國對美國的讓步超過印度。中印對世貿所作承諾的比較

*資料來源:China and the WTO:
An Economic Balance sheet, by Daniel H. Rosen, Website of Institate for Internetional Economics.
原表中的中國協議是指1999年4月的版本。現按1999年11月的正式協議而修改。

進行這個比較的美國經濟學家Daniel H. Rosen說：「反對中國加入世貿的人……認為中國遠非市場導向的經濟。……他們還經常拿印度作為中國一個對比。……但中國在1999年4月所簽訂的臨時決議，若與印度對世貿所作的承諾作一比較。……結果顯示……中國入世的承諾比印度的還要開放。……事實上，中國入世會對現有世貿成員國造成壓力，包括印度，或許也包括南韓甚至日本，使他們在新一輪的競爭性的自由化下進一步開放其市場。還有一點須注意，中國入世後，台灣會接踵其後，因而後者須要進一步開放其貿易制度」。(四月的臨時協議同十一月的正式協議分別不大，因此這個評論仍有效)所以，這位美國經濟學家強調，中國入關完全符合……美國的利益。

那中國入關又是否符合中國的利益呢？我們過去的文章已指出過，入關符合官僚資本的利益，卻不符合勞動人民的利益。因為對官僚資本來說，入關使他們大大增加了發財機會。另一方面，由於中國企業基本上無法同西方及日本的跨國公司競爭，許多企業都會因此倒閉，無數工人失業。

有人說，不是所有中國行業都無法競爭。例如紡織業就會因入世而受益。估計出口會因入世增加，從而增加近三百萬個就業機會。

首先，由於中美協議規定了防止中國紡織品大量進口美國的機制，使中國不能充份利用世貿五年內取消紡織品配額的好處，因此入世能夠對紡織品出口有多大刺激作用實是疑問。其次，說紡織業有競爭力，也只是說對了一半。紡織品佔中國出口最大宗。不過，具有競爭力的主要是低檔產品。高檔產品基本上不能同外國競爭，不僅難以增加出口，甚至要逐步讓出國內市場。若以門類來分，較具競爭力的是服裝、棉、麻紡織品、絲絹等。化學纖維卻沒有多大競爭力，這是因為中國的基礎化工原料業供應不足，開發能力又薄弱。所以化纖製品的成本比發達國高出四分一。中國化纖產品若要大量增加出口，就需要大量增加化纖原料的進口。事實上，現在中國所需的化纖原料已有一半是依靠進口了。

更值得擔心的是紡織機械。中國紡機工業技術同發達國差距很大。無梭織機、自動絡筒機的佔有率，在西方及日本已經達到七成和九成，但是中國分別只有5.4% 及13%。雖然中國近年仿製了許多外國紡機，但是由於中國電腦科技落後於人家，以至仿製紡機只是外型與外國的相似，精密度與其他質量標準相差仍很遠。所以很多中國紡織工廠都寧取外國貨而不取國貨。中國紡織出口越是增加，對紡織機進口的要求便越大。1987-1991，我國共進口紡機67.32億美元，等於我國紡機全行業產值的92%。接著在1992-93年，又再進口61.18億美元的紡機，差不多等於前五年的進口總值。大量外國紡機湧進自然使大批國產紡機賣不出去，造成嚴重開工不足。

不難想象，倘若中國發揮紡織業上的競爭優勢，因而大量增加出口，換來的一個後果就是外國化纖原料及紡機大量進口，而本土有關產業則萎縮。具體情況我們沒法估計，因為至今中國都沒有公佈中美協議的詳情。總之，由於入世在整體而言使進出口更容易，因此中國的化纖業及紡機業不容樂觀，則殆無疑問。

其實，就算是所謂有競爭力的部門，競爭優勢本身也說明中國的落後性。中國的紡織工業的貨幣勞動生產率只及美國、日本的1/9 至1/8、實物勞動生產率只及美國的1/4，日本的1/3。為什麼相當部份中國紡織品仍有競爭力？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勞動力實在太低廉了。紡織工人的工資不僅遠低於發達國，甚至低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1993年中國紡織工人每小時工資只有0.36美元，而日本是23.65，泰國是1.04，印尼0.43，巴基斯坦為0.44。由於紡織業屬於勞動密型產業，低廉勞動成本自然具有競爭優勢。

再次，能夠享受廉價勞動成本的好處的，不僅有中國企業，而且還包括那八千多家外資紡織企業。今天，外資企業的出口值佔總出口的比重已經近半，並且已超過了國營企業。中國入世意味今後外資在投資、進出口貿易各方面有更大自由，因而他們挾其雄厚資本與技術擠垮中國企業的可能性就更大。有國內學者作過研究，認為即使紡織品進口關稅定為38.9%，仍會有7%紡織企業會倒閉。如果按中美入世決議所定的平均關稅17%計算，則倒閉企業很可能倍增。

紡織業的狀況多少反映今天中國在世界分工的角色，那就是中國成為帝國主義及跨國公司的廉價輕工業品的供應者，同時又作為他們的資本與技術的巨大市場。這種分工，同1949 年舊中國的角色相比，多少是一個進步。那時候中國是帝國主義的最落後的半殖民地；表現在進出口上，中國只能拿便宜的初級產品來同外國資本與技術交換。 1949年的革命帶來急速工業化，近廿年的「開放改革」又調整了過去只強調重工業化的偏差，所以中國工業產品的總出口的比例，今天已高達八成多。然而，另一方面，這些出口工業仍局限於勞動密集為主的輕工業；機電產品之類的資本及技術密集的產品的出口雖有增加，但是畢竟佔少數。所以中國的進步是有限的，而且並不牢固。中國政府當然希望能夠讓中國工業逐步朝向資本與技術密集為主的發展。然而，中國入世並擁抱所謂自由貿易，恐怕同上述目的南轅北轍。在帝國主義國家具有無比優越的經濟及技術優勢的情況下，中國要有真正有利廣大人民的發展，需要的不是自由貿易及拚命搞出口導向，而是致力保護國內幼稚產業，銳意滿足國內勞動人民的一切基本需要，尤其要讓勞動人民親自掌握經濟主權以防止中外官僚與跨國資本的侵害。資本主義的歷史說明，自由貿易往往只是享有經濟霸權的大國的聖經。在英、美這兩國先後稱霸世界之前，他們都是保護主義的信徒。只有當他們在保護主義的羽翼下茁壯了，才會改宗自由貿易；無他，已經享有壟斷地位的西方資本自然很樂意同發展中國家的寒酸表兄弟競爭競爭囉。反過來，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雖然閉關自守（不論是晚清時代的閉關自守還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國社會主義的閉關自守）並不行得通，完全融合於世界市場也是死路一條。戰後幾十年，不少發展中國家都是在相對保護國內市場的前提下才能成為半工業化甚而是已然工業化國家的。從墨西哥到台灣莫不如此。自從八十年代初「新自由主義」盛行全球以來，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拋棄上述政策，改宗「自由貿易」，結果往往出現非工業化現象。前「社會主義」陣營在向資本主義靠攏之後的非工業化更是巨大得史無前例。中國現正重蹈覆轍。中國入世後，中小型企業會面臨大批倒閉，而大型企業，除了少數外，難免通過種種方式（資本合併的種種形式–收購、合資等–又或是貿易中的種種不等價交換）而直接或間接受跨國公司操控。也就是說，中國變為發達資本主義的新殖民地。新殖民主義同舊殖民主義不同的是，這些國家在政治上維持獨立，甚至可以維持一個相對強大的獨立政權；在經濟上，它同發達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在增值等級上的地位會比舊殖民主義時代稍高；可是，整體來說，其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具有附庸於帝國主義國家的性質，不脫「替跨國公司打工」的性質。中國世貿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也承認這點。龍永圖給國人的唯一安慰是：

「東南亞國家不少華橋老闆都是從打工做起，只要我們中國人不要忘了，總有一天我們可以成為老闆。」

入世會加速使中國變成新殖民地– 這個變化對勞動人民有何實際意義？有的。當龍永圖說「我們可以成為老闆」的時候，所謂「我們」指的是誰？的確，對官僚來說，這是挺真實不過的。不是跨國公司的老闆，至少也可當其外判商的老闆吧！對於廣大勞動人民呢，就不一樣了。新殖民地的角色意味其政府亟於發揮中國的主要競爭優勢，即廉價勞動。這也就決定了勞動人民不僅永不出頭，而且只能當廉價勞工–不僅一般意義上的廉價，而且是特別地廉宜，不然的話，如何與泰、巴等國競爭？但要特別地廉宜，不能僅僅依靠一般意義的資產階級專政，而且需要特別冷酷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專政，也就是在鎮壓工人的工會自由及罷工自由方面做得比泰、巴等國家更徹底。勞動人民除非根本打倒中共專制，並全面掌握社會經濟的最高管理權，否則不要指望勞動人民能夠翻身。
結語

賤價販賣中國勞動人民的中共政權，不僅是在殘民自肥，而且在全球平面加劇發展中國家的惡性競爭。文首所引述的那位美國學者不無興奮的預言，讓中國以現有條件入世有助美國迫使像印度的其他發展中國家進一步賤價廉讓自己的資源。果然，最近世貿總幹事摩爾訪問印度，成功誘使印度撤消了對美國的1,400 項產品的進口數量限制。那位學者還不忘安撫美國人，不必擔心中國擴大對美進口，因為呢，增加了的份額主要來自奪取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進口份額，只有很少來自奪取美國本土企業的市場份額。英諺云：甲之美肴，乙之毒藥。對美國資本家有利的，往往不利第三世界人民。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這種惡性競爭，最後受犧牲的，只是全球生態與勞動人民。這個悲慘局面可以在斯里蘭卡一個工人的一句話得到反映。該國一間外資紡織廠工人罷工要求提高工資，資方以搬廠到大陸作答。一個工人驚叫：「我們這裡的工資已低到可恥，居然還有國家比我們還低，天啊，那裡是甚麼樣的人間地獄？」

不巧，人間地獄在咱們的社會主義祖國。

文：許由

資料來源：

1. 《中國工業國際競爭力–理論，方法與實證研究》金碚主編，經濟管理出版社，1997年。
2. 《貿易自由化的挑戰》，易小准、唐小兵主編，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
3.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s, No. 99-6,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 http://www.iie.com/Newsletter/news99-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