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 來自地球南部的南半球焦點(Focus on the Global South) 在巴黎COP21氣候會議之後表達的意見，表達對於達成的氣候協定的質疑。文章論述清晰的，值得一讀。
作者: Dorothy Grace Guerrero，南半球焦點
中文翻譯: 菲力
巴黎COP21（第21屆締約國大會）氣候談判於11月30日開始，預計將在12月11日結束，雖然尚在進行之中[1]，但許多人已經預言了它的失敗:雖然該會議旨在解決一個全人類都將面對的最大的危機，但恐怕又是一場華麗的“表演”，把一些虛假的解決方案說得天花亂墜罷了。195個國家派出代表團，超過150位各國領導人出席，令COP21成為迄今為止最大的針對氣候變化的外交會議。而會議前夕的抗議人數也是破紀錄的:11月28日和29日，在175個國家有超過60萬人參加了遊行，呼籲簽訂強而有力的協定。雖然法國政府以幾周前遭受的恐怖襲擊為由禁止了遊行，但抗議者依然走上了巴黎街頭。這一數字超過了2014年在紐約舉行的旨在向出席秘魯COP20的領導人施壓的“人民氣候大遊行”。
大會的所能達成的協議根本不足以真正解決問題，這是在大會開始之前就十分清楚的，不信就看看過去二十多年的高級別氣候談判有什麼成果。自哥本哈根COP15以來的趨勢顯示，減排目標一直在下降，衡量減排的方法也是漏洞百出。
COP21不是為了使世界溫度變化保持在2℃以下而談判。多數談判國已經在去年十月提交了自願貢獻目標，按照聯合國術語，這叫“預期國家確定貢獻（INDCs）”。各國為了顯示其解決全球變暖的責任，各自制定的旨在讓大氣中溫室氣體比例保持穩定的減排計畫，就是 INDCs。包括聯合國自身所做的一些研究顯示，按照各國自願的減排目標，本世紀結束之時全球氣溫將升高3℃，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執行秘書克莉絲蒂娜·菲格雷斯在COP21之前發表的許多簡報，也證實了這點。
氣候變化的影響因地而異，對一些環境脆弱的國家而言，全球平均升高2℃已經是危險和不負責任的舉動。全球平均3℃的升溫，對非洲來說已是6℃；對環境脆弱的國家來說，已經肆虐的氣候災害將增加六倍。由於INDCs是自願的，各國可以做隨意設定目標。儘管各國元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來阻止氣候變化，但INDCs就是二十多年來各種氣候峰會所能達成的最好結果了。
各國政府拒絕承認、全球精英不願接受的危機
很顯然，如果沒有正確的措施，僅靠良好的承諾和意願，是無法提供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巨大挑戰所需的正確且公正的解決方案，甚至連開個好頭都難。儘管有許多針對全球變暖現象及其影響的研究和資訊，但真正的承諾，特別是來自歷史上的溫室氣體排放大國的承諾，卻依然缺失。這使得我們走上了一條不歸路。自1992年開始氣候談判以來，二氧化碳含量增加了60％。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將會再增加10％。
巴黎會議的新協定，加上已有的協定，將允許發達國家用危險的環境修復技術換取繼續排放巨量溫室氣體，而碳排放交易則將導致南半球的土地爭奪和人權侵犯。
談判各方不願承認的是，資本主義，尤其是其目前的全球化形式，與氣候變化有著直接聯繫。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社會與自然的關係，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原則，生產和消費模式，永久增值的需求，以及階級和性別關係，都是與利潤最大化和對人與自然的剝削相聯繫的。化石燃料（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開採，是氣候變化的最大原因，同時也使商品的大規模生產、運輸系統以及高效的產品和服務分銷網路得以存在。因此，氣候變化不僅是一個環境問題;它也是一個社會和生態的危機。
不平等和不公正在氣候談判中繼續出現。由於全球北方和南方國家之間的政治和談判力量具有不對稱性，受氣候變化影響最大、但排放最少的國家，反而在氣候政治中話語權最小。同時，公約締約各方不承認他們擁護和依賴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是基於掠奪、浪費和污染的。普通民眾也對該議題的結構狀況瞭解甚少，因為氣候變化並沒有被視為一個階級和性別的問題；實際上，窮人，特別是婦女，已經在忍受氣候變化的衝擊，但企業和商界仍一如既往地從事著破壞性經營，甚至通過延遲或掩埋真正的解決方案而牟利。
隨著氣候變化的影響加劇，自由市場鼓吹者、大企業和金融界也在不斷改變解決這個問題的戰略和重點。這就是為什麼談判也在倒退的原因。聯合國已經對大企業舉手投降，放任後者設定的基於自願的承諾和基於市場的舉措來為害環境和全球氣候系統。現有的很多應對舉措，包括“清潔發展機制（CDM）”，“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造成的排放（REDD）”，“氣候智慧型農業”，以及各種碳交易方案，都是虛假的解決方案。這些舉措既不會減少排放量，也不會解決導致氣候變化的社會危機，只會讓企業以對抗氣候變化之名像往常一樣牟取利潤。
氣候政治被企業主導
氣候危機必須被視為資本主義深層危機的諸多組成之一，而且一直以來就既是一個生態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真正的災難已經在全球南方發生，全球北方的部分國家也未能倖免，這些災難包括洪水和乾旱所造成的流離失所、死亡和饑荒。真正的解決方案，即大量減排並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實現起來並非易事，但除此之外別無他法。減排需要根本性地從採掘經濟中轉變出來，在源頭上停止氣候污染；向貧窮國家支付微薄資金讓其承擔減排的責任是不可取的，必須由富國和污染國進行減排。
即使在貧窮和發展中國家中，氣候政治也還沒有、甚至拒絕詰問、挑戰資本在造成和影響氣候變化中起到的關鍵作用。世界貿易組織、國際金融機構、跨國公司和新自由主義代理人的權力必須受到挑戰，正是他們把環境政策定義為“貿易壁壘”並設法消除，還通過雙邊和多邊貿易談判來阻止各國政府抵制污染產品。新的具有攻擊的貿易和投資協定（例如被稱為TTIP的“歐盟-美國泛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協定”和被稱為TTP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正處於極為機密的談判進程之中，其中就包括納入一個極其危險的工具——“投資者-東道國爭端解決（ISDS）機制”。一旦這一機制得以實施，企業可以用它來起訴政府通過環保法律，因為這些法律可能會減少企業利潤，比如會關閉或禁止造成污染的煤礦。
實力強大的公司，一直在通過他們的遊說團隊來影響氣候談判。商業遊說團體正在努力使全球碳市場成為氣候變化的解決方案，從而化解氣候政治與商業利益的衝突，保全企業利益。這一努力在COP21期間更是明顯。國際金融機構，不管在歷史上還是現如今，都資助了誘發氣候變化的大型項目，如化石燃料研發、巨大的水電項目和那些打著清潔發展機制名號的項目；這些機構在氣候金融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包括向氣候變化導致的自然災害的受害者推銷後者永遠無法還清的貸款。
企業對政府的控制不是一夜之間完成的，而是有意識地精心準備了幾十年，才建成了支援當前系統/秩序的經濟結構：（一）全球貿易和投資體系，（二）國際金融機構所鼓勵的“開放”經濟政策，（三）隨之而來的霸道的發展模式；最後是（四）現在的解決全球變暖問題的方案。大型跨國公司對各種政策空間和決策過程日益增強的控制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民主造成了同樣的巨大挑戰。如今重要的問題是國家的角色以及什麼樣的政府模式才能支援氣候正義。
氣候變化永遠不會通過由企業利益所主導的談判得以解決。
英文原文: Paris COP21: Solving a real and present crisis with false and unjust solutions
[1] 原文发表于COP21结束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