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香港曾經發生「紙皮圍城」，之後這個陰影不斷籠罩香港。當時因爲大陸改變廢紙入口政策，導致紙皮價格大跌，拾荒者無法營生，遂停止回收，造成紙皮圍城。光是廢紙，已經牽涉到跨境經濟來往，所以并不簡單。更不用說，從供應鏈、製造鏈往上回溯，紙皮來自樹木，所以一張紙本身已經牽涉整個地球的生態平衡。
「紙皮圍城」不過是現代都市病的表徵。更大問題是「垃圾圍城」。消費社會導致垃圾量大幅增加，對衛生、經濟，以至生態都帶來嚴重威脅。垃圾處理不外乎堆填和焚燒，卻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和更多碳排放。這種放任垃圾製造，只求所謂末端處理，埋之燒之的政策，不只野蠻，而且也是人類的自我毀滅。
先進國家的環保運動一直致力源頭減少廢物，來解決「垃圾圍城」的現代都市病。但兩岸三地的情況又如何？本報告的目的在於回顧兩岸三都（香港、廣州和台北市）過去20年的廢物處理政策，比較彼此的成敗得失，引起社會的注意，促進當局加快從源頭減廢。報告同時關注兩岸三都的清潔工人在勞動尊嚴和待遇福利——環保運動目的為追求環境正義，若是忽視勞動尊嚴、分配正義，環保正義本身也是不正義的。
本報告的香港篇淺析受「大市場，小政府」邏輯和大企業的捆綁下，儘管政府20年前訂下減廢目標，卻一直停留採用末端處理的方式，即是放過上游處理，無視生產及銷售環節製造的垃圾，只依賴填埋和焚燒的方法處理垃圾。此篇亦刻畫本地清潔工的就業情況，呈現出工人處理日漸增加的垃圾而待遇卻不獲改善的現象。
廣州篇則以廣州垃圾分類實踐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現行垃圾分類實踐中政策規定、社區實踐以及相關持份者參與（以環衛工參與為主）其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一個利於社區環保與工人權益的全面性建議。
而台北篇先從台灣垃圾變遷史檢視政策與法規框架，以及敍述民間從下而上參與改革的經驗，包括由民間協助廚餘公告為法定回收物、促成政策檢討與轉型。此篇下半部集中討論政策變遷下，一線清潔勞動者的角色與定位，以及他們在工作環境中面對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