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暉
a、1989－1993：關於「激進主義」的反思
如果將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與它得以發生的歷史條件聯繫起來，我們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這一運動的民主自由的訴求為什麼與社會平等訴求密切地聯繫在一起，也可以清晰地觀察到這一社會運動本身提出的廣泛的民主理解對於當代生活的尖銳的批判性。從這樣的視野回過頭來觀察一九九O年代中國知識界的多次討論，尤其是對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理解，我不能不感到有關運動的詮釋遠沒有運動本身提供的內容豐富和深刻。為了分析的方便，我把一九八九年至今的討論區分為三個相互聯繫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這一階段主要是從各個不同方面總結一九八九年的社會運動，形成的共識是對激進主義的批評。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失敗引起了中國社會巨大的心理震動，知識界不得不面對嚴峻的歷史局面，反思社會運動失敗的原因。在這個反思過程中，知識分子與學生運動之間的分歧逐漸地呈現出來：許多知識分子認為運動的失敗起源於學生運動的激進性質及其對於民主的膚淺理解。這一對「激進主義」的思考與一九八O年代「知識分子」的社會角色及其思想運動存在密切的關係。從前一方面看，一九八O年代的知識分子包含了許多階層，其中的上層人物在改革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不但直接參與了改革的意識形態的塑造，而且也直接參與了各個層次的國家改革計劃的制定，進而與國家內部的各種政治和利益集團具有密切的關係。在長期的共同工作中，這些知識分子認為只要國家內部的改革派獲得了權力，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因此，他們一方面將賭注押在國家內部矛盾向著有利於「改革」的方面發展，另一方面擔心學生運動的激進化打破國家改革的漸進結構，從而導致保守力量的重登舞台。從後一方面看，許多知識分子把一九八O年代新啟蒙思潮已經開始的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反思帶入了對於一九八九年的思考，從而在近代革命運動與他們在道義上支持的新社會運動之間建立了聯繫。因此，這一對於激進主義的批評迅速發展成為對於整個現代中國歷史中的革命和改革運動的思考：激進主義被視為近代社會主義運動、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特徵。有位著名的學者論證說，中國從辛亥革命起即走上了激進主義的道路，值得肯定的是戊戌變法和新政改革；另一位年輕的知識分子批評「五四」以降重視科學、民主，而忘卻了根本的問題是自由和秩序。[24] 如果將上述理論和歷史思考視為對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政治策略的反思，視為對於民主理論本身的探討，即使在今天，我也並不認為是完全無據的論斷。然而，這類分析建立在一種反歷史的視野之中，它們沒有觸及社會運動的歷史條件及其激進化的動因，甚至將對運動的策略性分析混同於歷史思考，從而為新保守主義 (亦即新自由主義) 的歷史敘述奠定了前提。在社會嚴重分化的情境中，「反思激進主義」成為一九九O年代前期部分知識分子的最為重要的、決定性的論題。到一九九八年，這一思想在一些人那裡已經轉化為對於戊戌以降的中國歷史的更為系統的論證和當代民主的理論設計，其核心觀點是：從戊戌時代的變法改革開始，康有為、梁啟超就錯誤地選擇了激進主義，只有那些地方大員推動的改革才是漸進的、卓有成效的改革；[25] 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義下，反對基層社會的政治參與，試圖通過間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26] 意味深長的是，最近幾年來，「新自由主義者」將一九八O年代政治改革的激進方案修改為以確立私有產權為中心的「修憲運動」，它的實質是通過立法過程將不合理的分配關係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將對公共資產的非法剝奪合法化。從這樣的歷史觀點出發，對於社會平等與民主的關係的否定已經是必然的了。
「反思激進主義」並不是統一的潮流，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關學術史的討論主要針對的是一九八O年代的學術風氣，並不具有一套完整的保守主義理論作為背景。因此，對於這一學術傾向的批評並不妨礙批評者轉向政治哲學上的保守主義。[27] 所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基本上是由激進市場主義、新保守主義以及新權威主義等各個方面共同構成的：在穩定條件下要求將放權讓利的過程激進化、在動盪的條件下以權威保護市場過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國家全面退出，這就是中國「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點。一九八九年，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譯為中文，保守主義的政治理論與知識界對於激進主義的反思相互激盪，新權威主義也乘勢而起，在這一背景下，儘管在心理上和意識形態上接受了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但由於在歷史敘述上將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基本問題歸因於近代革命和改革的激進主義，從而實際上構成了對於一九八O年代思想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較為激進的和西方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的批判。以自由主義為名義，以保守主義﹙在有些人那裡則直接體現為新權威主義﹚為內核，成為這一時期「自由主義」討論的核心。一九八九年之後，蘇格蘭自由主義的中國版本實際上不過是新保守主義的中國版本而已，它熱衷於解構激進主義的中國革命，批判社會運動的激進性質，卻沒有對構成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根本動因進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從而不可能對中國的民主以至世界範圍內的民主作出貢獻。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集中於學生運動的策略、時機和道德水平，沒有真正深入地思考一九八九年如此廣泛的社會運動得以發生的社會條件，卻在反思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下，寬宥了腐敗等制度性的現象，放棄了通過社會運動、民主建設與制度改革的互動推進民主進程的機會。
正由於此，在經過三年的經濟調整時期之後，一九九二年，當鄧小平南巡，重新啟動改革之時，知識界除了歡迎這一新的動向之外沒有作出任何新的建設性的分析。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歡迎這一動向，因為新的改革意味著放權讓利，調整時期出現的中央調控與地方利益關係的矛盾可以得以緩解；知識分子歡迎這一動向，因為他們相信只要進行改革，形成市場經濟，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就會逐漸到來；海外輿論歡迎這一動向，因為中國重新走向「歷史終結」這一既定目標。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提出的基本問題被擱置到了一邊。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由於價格問題隨著三年調整時期和暴力過程而解決，也由於東南地區鄉鎮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發展，市場條件相對完善，經濟增長迅速，但許多結構性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如國有企業負擔過重及其改革問題，農業發展問題，以及隨之到來的失業和新的消費主義問題，等等。相反，一九九二年之後，價格機制的形成、地方自主性的增強等某些積極因素並沒有伴隨相應的民主監督機制的建立，也沒有在國家企業的改造中引入真正的創新機制，因而這一過程成為制度性的腐敗、大規模走私、金融環境惡化和製造貧困人口的溫床。「南巡」的直接成果是大量開發區的出現和期貨市場、證券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開放，這些因素構成了當代中國新富人階級出現和制度性腐敗的政策前提和市場條件，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政治精英與經濟精英﹙國內的和國際的﹚合二而一的歷史條件。這是一個在不平等條件下重新製造社會分化和階級分化的過程，並孕育著長遠的社會危機。[28] 然而，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國知識界的相關討論無法觸及這類問題，在壓抑的三年過後，人們終於從市場化過程中看到了一點希望。這一希望是太難得了，以至進行了三年的有關激進主義的討論並沒有考慮這一過程是否也包含了激進的問題，沒有考慮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得以發生的那些社會條件是否在這一過程中深化和發展了。我想指出的是：正是這一類的討論為一九九O年代後期的「新自由主義」提供了敘述的前提和歷史的合理性。
我對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並不持全面否定的態度。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和知識分子群體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也沒有能夠針對上述複雜的歷史過程進行自覺的理論批判和政治實踐。這一文化狀況解釋了為什麼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內含的平等訴求與民主訴求的內在聯繫始終束縛在自發的範疇內，也解釋了為什麼無論在當時還是其後知識界的討論從未將學生的政治訴求與廣泛的社會動員在理論上關聯起來。這裡隱含的最大問題在於：激進主義和保守主義概念均掩蓋了一九八九年社會運動的真正性質和社會條件。在上述背景下，一九八九年運動失敗之後的歷史情境之中，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展開了有關近代中國歷史的研究和思考，他們對於中國學術傳統和思想傳統的整理和研究，為稍後展開的反思現代性的思想實踐提供了一定的資源。[29] 這一反思過程包含了對於現代歷史的嚴肅思考、對於試圖照搬西方模式進行激進改革的認真反思、對於中國的歷史遺產及其當代意義的仔細探索、對於政治行動中的激進主義的某些後果的必要批評。一九九O年代關於改革道路的思考、對於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均與這一思考過程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但是，由於受到前述思想邏輯的極大影響，這一探索未能對於現代中國社會的內在矛盾給出全面廣泛的分析。在我看來，一九九四年以降逐漸展開的知識界的分化正是直接參與了這一過程的知識分子進行自我反思的結果。[30]
b、1993－1997：市場主義、私有化方案及其批判
第二階段主要是從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它的起點是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而終點則是一九九七年發生的、被稱為亞洲金融風暴的經濟危機，這一階段出現了多種知識界的討論，很難說達成了明確的共識。知識界的分歧尖銳化。為了理解這一時期的思想狀況，我在此扼要地說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發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及其相關爭論。第一，鄧小平南巡之後，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城市商業文化 (特別是消費文化) 得到了長足發展。以北京電視台和中央電視台及一些地方台為主，先後推出了許多消費性的電視連續劇，出名的「王朔現象」和其它知識和藝術生產推動了所謂大眾文化的發展；第二，隨著經商大潮的湧起，部分知識分子、學者也轉入市場 (稱之為「下海」)，制度內收入與制度外收入的差額急劇膨脹，從而導致了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危機；第三，鄉鎮企業的發展、國有企業的危機和國家稅收的困難並存，以及東亞經濟模式的廣受重視，激發起了人們從不同方面探討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道路的可能性的興趣；第四，一九九三年在國際範圍內還有一些重要事件對於中國社會的心理、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心理產生了微妙的影響。就在這一年，中國政府為了擺脫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國際困境，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申辦二OOO年奧林匹克運動會。由於此前的亞運會引起過嚴重的腐敗，知識分子大多對此持批評態度。但是，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對於申請過程的政治干預，導致中國失去承辦奧運的機會，這一事件表現出的西方中心主義對於中國社會心理產生了刺激作用；也在這一年十月，俄國總統葉利欽命令武裝部隊轟擊和鎮壓選舉產生的合法的國會，這一在反對前共產主義分子的名義下的暴力和違憲行為不但暴露了俄羅斯改革、特別是在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支持下進行的所謂「自發私有化過程」的極大危機，而且也反映了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國家政策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的前後矛盾、極端自私和反民主的實質。美國對於這一暴力的支持與一九八九年對於中國的暴力的譴責形成了對比，對於那些以理想主義的目光看待西方社會的人、對於那些相信歷史已經終結、冷戰已成過去的人而言，俄羅斯十月事件的後果是意味深長的。幾乎與此同時，一九八九年之後在中國知識界頗有影響的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的長文，迅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紀》和北京的《參考消息》翻譯轉載，引發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思想界的討論。[31]上述幾項國際事件對於正在用儒家理想的大同觀念、啟蒙主義的「永久和平」或所謂「三百年來的共同道路」來解釋全球化的中國學者而言，不啻是一連串深沉的思想震盪。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國知識界先後和並行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其中最為重要的討論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市場與市民社會的討論。[32] 這一討論明顯地承續了前一時期有關激進主義的反思，它包含兩個意義：在政治改革明顯受挫的情況下，只要市場改革能夠順利發展，國家機制就會相應地發生變化，從而自發地導致民主；民主的真正基礎在於市民社會的形成，一旦市民社會形成，社會的分權形式也就產生了。我在這裡不能仔細地分析這一討論的理論背景，但值得指出的是：這一討論是一九八O年代有關政治變革討論的轉向，即從通過激進地改變政治架構來建立民主，到依賴市場過程、地方及部門利益集團的形成，以及宗族等傳統資源的開掘，最終獲得政治民主。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在發掘民間資源方面的工作並非一無足取，但作為對於激進主義反思的延伸，這一討論沒有仔細分析中國的市場與市民社會以及他們所期待的中產階級的形成機制，沒有分析新的利益群體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沒有分析這一經濟力量與國家的極為複雜的關係，也沒有分析國家的內在的分化 (中央與地方、國家的利益集團化、社會對於國家的滲透等等)，從而無從預見這一過程內含的嚴重危機，也無從分析一九八O年代逐漸累積的社會矛盾。
這裡的真正問題在於：在反思激進主義的前提下，有關市民社會的討論恰恰放過了國家與利益群體之間為對付社會運動而達成的新的聯盟。通過將「社會」置於國家範疇之外，這一概念及其想像將市場的自我運動看作是通向民主的自然過程，從而阻止了有關普遍民主的政治思考。從激進主義的反思，到市民社會的討論，知識界未能對運動過程及其民主因素進行總結。市民社會概念最初是以探討民主的可能性及其條件為目的的，但由於沒有清楚地區分規範式敘述與歷史進程之間的關係，這一討論極易滑入一個理論的陷阱，即將理論的訴求與實際的歷史進程等同起來，以至把不平等的市場過程視為通達民主的自然進程。鄧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緩解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經濟調整時期中央與地方 (及部門利益集團) 的緊張關係，並通過利益的分化瓦解了普遍社會動員的可能性。因此，我將一九九O年代民主進程的頓足不前歸因於下述幾個方面：一，一九八九年剛剛出現的社會運動與制度改革之間的互動條件徹底瓦解了，社會各階層無法形成政治力量迫使國家調整利益關係；二，國家以暴力形式解除了社會動員的壓力，但也無法以此為動力推動民主改革，形成對於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的民主監督機制；三，地方國家與中央國家通過市場過程達成了更為廣泛的聯盟，地方和部門利益集團不再需要社會壓力迫使中央國家進一步放權讓利，相反，它能夠以利益關係為紐帶影響國家的公共決策。[33] 在壟斷性的市場關係中，普通勞動者反抗壟斷的價格和利益關係，他們要求國家對於價格進行調節並對市場競爭給予保護，但國家卻再一次地成為壟斷的保護者。在這個意義上，一種有關政治民主的理論必須在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前提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止國家與利益集團的二元聯盟，這是形成公平的市場的基本前提。因此，以普通公民的參與為核心的混合制度 (即國家、精英與大眾的三層結構) 的構想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34] 「三層結構」的構想強調的是如何通過將民眾的訴求轉化為國家的意志，從而抑制新的貴族制度。這一政治構想與市民社會理論恰好形成了對照。我認為這一探討值得我們注意並進一步討論。在這裡，特別需要探討的是如何通過社會運動和制度創新之間的互動關係形成民主的監督機制，從而不是一般地依賴國家監督新貴階層，而是通過各個不同層次的民主機制阻止國家擅權和地方集團的腐敗。在這個意義上，通過何種力量和何種方式在各個不同層次形成公共空間是極為重要的。在我看來，這一混合制度必須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之上，即普通公民通過社會運動、公共討論等形式在不同層次推進關於公共決策的公開討論。在這裡，社會運動與不同層次的公共空間的形成是一個特別重要的中間環節，即公共討論和社會運動不僅發生在全國性的公共空間之中，而且也發生在各種地方性的公共空間之中，從而使得普通公民能夠在公共範疇中發現與他們日常生活安排密切相關的社會議題。[35] 這是民主和自由的訴求獲得其具體內容的途徑，也是避免將民主和自由轉變為激進卻沒有實在內容的口號的重要方式。這一針對中國具體情境產生的構想與以擴大國家與市民之間的距離為預設的市民社會概念恰好相反，後者將社會民主理解為一個非政治化的自發過程，從而瓦解了社會動員與制度創新之間的積極的互動關係。
第二，人文精神與後現代的討論。一九九四年，上海的一些年輕知識分子在《讀書》雜誌發表系列對話，討論「人文精神」的失落問題。這是對於新的商業文化和市場過程的一個直覺的反應，它試圖在肯定這一過程的前提下探討現代化過程的道德和精神面向，捍衛知識分子的人文自覺。人文精神討論的參與者取向各不相同，從這一討論的主要發起者 (如王曉明、張汝倫等人) 的表述來看，我認為，一九九四年 ﹣一九九五年間的「人文精神」討論的部分內容是對市場擴張運動的一次本能的反抗，它重新提醒知識界在市場條件下不應放棄自己的批判使命。[36] 但與有關市民社會和激進主義的討論一樣，人文精神的討論沒有深入分析一九八O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基本承續了一九八O年代新啟蒙思想的那些基本預設。與這一討論相互呼應的，是作家韓少功、張承志等人對於市場意識形態的批判和反抗，他們的若干洞見為人文精神的討論深入到大眾文化層面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橋樑。這一討論受到了幾乎在同一時期(或稍早一點) 崛起的後現代批評的抨擊。[37] 後現代批評同樣不是一個統一的理論群體，其中一些人通過解構現代性敘事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當代社會進程自身，[38] 但在一九九三 ﹣一九九五年間，後現代思潮的主流是把人文精神的討論視為精英主義的敘事，他們用解構的策略為商業和消費主義文化提供論證，顯示出全面擁抱市場的取向。在這個意義上，後現代的這一方面與一九八O年代新啟蒙運動的目標並無二致，即產生於革命與動盪之中的國家。後現代批評與人文精神討論中都有部分知識分子觸及了中國改革過程的深刻危機，但這兩種不同的討論中也都包含了與市場主義者相似的樂觀主義。[39] 值得順便一提的是後現代批評家以及年歲稍長一些的論者對張承志作品《心靈史》的抨擊：沒有人關注這一著作涉及的內部民族關係的歷史，卻將這一著作作為「文化大革命」的遺產、特別是紅衛兵精神的象徵加以討伐。[40] 這一例子深刻地暴露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最為嚴重的思想危機：在如此關係重大的問題上，批評者不僅沒有展開起碼的討論，甚至連問題究竟是什麼都完全忘卻了 ﹣﹣一切一切均存在於他們所理解的「文革」與「反文革」、「精英」與「反精英」、「世俗」與「反世俗」的關係之中。「人文精神」的討論最終轉變為有關理想主義的辯論，從而放棄了對當代社會轉變及其內在矛盾的分析，這一點不能不說是論辯雙方共享的方式。
第三，後殖民主義、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的討論。一九九四至一九九六年間，《讀書》雜誌及《天涯》雜誌先後發表了數篇文章介紹薩伊德的《東方主義》及美國的後殖民主義批評，對於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新殖民的現實性和可能性給予尖銳的批評。[41] 這一時期也出現了一些從依附理論、全球體系理論出發來解釋全球關係和文化理論的文章，為後一階段對於全球資本主義的檢討提供了線索。[42] 這一人文思潮恰恰發生在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文激發的有關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的討論之時，勢必攪合在一道形成激烈的辯論。對於那些堅信全球化和市場主義的人們而言，任何對於西方中心論的批評都是民族主義的，而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批評也的確在現實中呼應了由於上述各種事件激發起的各不相同的民族主義視野和大眾文化層面的民族主義 (《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等書的出版) 。[43] 這些討論與重新考慮傳統、本土資源和對現代性問題的理論反思相互激盪，構成了對於一九八O年代以降主導性的啟蒙主義知識構架的系統質疑。[44] 大多數有關後殖民主義的討論限於西方學術著作的介紹和發揮，討論本身沒有深入探討中國在殖民主義歷史中的位置、中國現代化過程與全球化之間的複雜的歷史關係。更為重要的是，無論是後殖民主義對於民族主義的解構，還是文明衝突論及其它歷史事件激發起的民族主義和全球化研究，均未能對「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多樣的歷史現象 (如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文化的民族主義和軍事的民族主義、國家的民族主義和大眾的民族主義，等等) 及其各不相同的歷史動力作出分析，沒有對全球化過程與民族主義的關係給出清晰的解釋。討論在不同類型的「政治正確」之下宣告中止。但這一時期的相關討論對於中國知識界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觀和批判地理解民族主義問題有著積極的意義。
第四，關於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討論。一九九三 ﹣一九九七年間，中國知識界的一些具有批判傾向的知識分子開始考慮社會公正問題，他們在俄國、東歐改革以及東南亞和中國鄉鎮企業的經驗背景下，從不同的方向展開問題。[45] 這一討論與稍早﹙一九九二年﹚開始的有關國家能力的研究存在著某種呼應的關係 (我不是說取向一致)，但在理論框架上有著重要的區別。國家能力問題涉及了一九九O年代社會不平等的一個結構性動因，即中央國家與地方及部門利益集團的關係問題。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間的討論中，「國家能力」問題的討論普遍地被視為帶有國家主義傾向的政策研究，從而大部分知識分子對於這一影響廣泛、具有重要價值的研究沒有作出正面的回應。[46] 直到一九九七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出現之後，才有人在跨國主義的破壞性與內部社會保障機制的必要性的角度，重新討論「國家」的含義、思考民主與國家之間的關係、討論國家的多重性、資本與國家的二元論的內在矛盾，等等。[47] 國家問題的提出具有雙重背景：在一九九一年，國家或國家能力問題的提出主要指中央國家的能力，它針對的是以「放權讓利」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後果，而在一九九七年以後，國家問題的核心轉向了全球化過程中國家的作用和地位問題。但這兩者顯然具有內在的連續性。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的國家問題是一個最為敏感和複雜的理論問題：國家的必要性與國家的合法性危機並存，國家能力的衰落與國家對基層社會和市場活動的過度干預 (包括對於市場的行政分割) 並存。在這一悖論式的歷史條件下探討國家問題，首先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是民主問題。我認為在一九九三 ﹣一九九六年間發生的各項討論中，有關制度創新、理論創新的討論是較為深入的部分，因為它從理論和實踐的層面觸及了一九八O年代以來中國改革進程的真正危機，並積極地提出更為民主的改革方案。[48] 這場討論的實質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拜物教，反對將權威主義的或外來強加的制度視為一個民族不可避免的命運，探討民主化的市場經濟方式。在這一討論中，現代社會的經濟和民主經驗被理解成是多元的，從而為按照特定的歷史需要進行選擇和創新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最為重要的是，它明確地批判了俄羅斯已經實行、中國正在推進的在權力控制下的自發私有化進程，揭露了這一市場經濟模式的反民主特徵，證明了目前實行的各種私有化方案與民主制之間的內在的矛盾，進而為普通民眾的直接參與、技術先進與技術後進者的聯盟，以及企業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這一理論思考把政治民主與經濟進程的民主化聯繫起來，不僅是對一九八O年代、甚至更早時期中國的歷史經驗的總結，而且也在理論的層面為民主改革找到了現實的動力，為深化而不是神話民主提供了一種新的視野。然而，這些重要的洞見沒有引起真正的討論，幾乎剛剛開頭就被知識界自身給壓抑了，它的意義要到稍後的階段才能被逐漸理解。
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的討論開始把論述的重心從傳統的宏偉敘事轉移到當代中國和世界正在發生的轉變本身，為後一階段對於新自由主義更為系統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視野和現實資源。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批判是一九九O年代的重要思想解放力量，它把人們從歷史目的論和有關西方的幻覺中解放出來。一九九七年，當代資本主義的系統危機席捲亞洲地區，它被奇怪地命名為亞洲金融危機。一九九三 ﹣一九九七年正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經濟學家和有些文化論者陶醉於儒教資本主義和東亞模式，對於這一危機的到來及其嚴重性完全缺乏反應的能力。全球性的危機本身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構成了尖銳的挑戰。如果說「人文精神」的討論是對這一進程的本能反抗，從而沒有真正解釋市場主義時代的內在矛盾，那麼，中國後現代主義思潮同樣在這一短暫的時期興起，又在這一短暫的時期喪失活力，它們沒有能夠提供人們認識和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內在危機的基本視野，卻與那些倡導激進私有化方案的人們一樣，將市場主義看作是解構舊時代的最佳良方，而從未意識到這一市場主義是一個更為巨大的宏偉敘事。後現代思潮分享了新自由主義的若干預設，它的解構主義姿態和某些解放作用與它所內含的保守性相互並存。我認為這一時期的最為重要的思想發展是在批評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潮中產生的有關現代性問題的理論思考，以及對於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的思想探索。
c。 1997至今：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辯論
第三階段是一九九七年至今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爭論被有些人不恰當地稱之為「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戰，從上述分析來看，我以為這場論爭的核心是有關「新自由主義」的論戰。「新自由主義」以自由市場為名對社會進行有計劃的分割，從而也激發了一些知識分子以自由主義理念揭示這一進程的強制性和虛偽性的努力。[49] 有人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在《天涯》雜誌的發表作為這一論爭的觸發點，但在我看來，它不過是以明確的和系統的方式將先前的討論擴展為對於現代中國歷史的重新理解，從而產生了某種程度的歷史觀上的震動。一九八九年以來，「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和新權威主義 (這幾者之間雖有矛盾，但在理論上卻分享了若干共同的前提，以至它們以批判「激進主義」和他們指控的「新左派」為前提達成聯盟) 共同扭曲了一九八O年代的新啟蒙思潮的豐富而複雜的思想遺產，並聲稱「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才是一九八O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合法繼承者。在這一情境中，那些對「新自由主義」進行批評的知識分子不得不首先對一九八O年代的思想遺產進行批判性的總結。[50] 今天被「新自由主義者」視為敵人的批判的知識分子其實正是一九八O年代思想遺產的批判的繼承者或繼承的批判者，他們力圖將一九八O年代的解放力量和另類思想從「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中重新解放出來。通過對於各種各樣的社會和歷史問題的探討，批判的知識分子群體極大地拓展了思想和言論的空間，他們深信：沒有憲法保障的公共空間，沒有對於言論自由和公共討論的追求和奮鬥，也就沒有批判思想的生存空間和民主的可能性。在我看來，無論從那種理論出發，任何將政治自由貶低為次要的或者虛假的論題的方式，都必須加以拒絕；與此同時，社會專制本身並不僅僅來源於國家權力，而且也來源於某些社會群體和知識群體及其運作機制。在這樣的複雜的歷史條件下，批判的知識分子需要在更為廣闊的範圍內展開對於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的專制主義和文化恐怖主義的持久鬥爭。[51] 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討論還有一個值得提出的特點，這就是一種新的批評空間的出現：來自韓國、日本、美國、歐洲的學者和知識分子，以及台灣、香港的學者都在中國大陸的刊物上直接發表文章，參與了討論，而中國大陸的學者也參加了其它地區的討論。在這一空間中，有關中國問題的國際性的視野逐漸展現出來。
一九九七年以來進行的思想論戰事實上是由當代社會矛盾的尖銳化觸發的，以「亞洲」命名的金融風暴為此提供了一個廣闊的世界性的背景。在風暴過程中，韓國、香港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遭到嚴重挫傷，也幾乎與此同時，中國鄉鎮企業明顯衰退，中國經濟 ﹣﹣尤其是它的金融系統 ﹣﹣的內在矛盾也暴露無遺，但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中國沒有立刻遭到重創？在這一背景下，人們不得不嚴肅地面對當代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不得不認真地思考長期被奉為楷模的市場模式在中國當代進程中的意義，不得不冷靜地觀察在立法改革的民主化要求的表象下隱藏的將既定利益關係合法化的嘗試 ﹣﹣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對於一九八O年代以來逐漸形成的那些思想前提的必要反思。正是在這一歷史視野中，「歷史終結論」的實際含義得到了徹底的揭露，民主命題的當代意義得到了理論的擴展。[52] 一九九八年發生的科索沃戰爭、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被炸、WTO問題的爭執，以及在改革過程中進一步深化的失業、下崗、制度性的和日益國際化的腐敗 (從走私到洗錢，從個別人的見利忘義到集團性的行為) 、貧富分化、環境危機和其它社會矛盾，擊破了任何關於現代社會的天真幻想和理論幻覺。這一進程本身充分證明：全球化不再是一個外在於中國社會的問題，不再是我們要不要加入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內在的問題。政治權力與市場安排的關係，新的社會貧困和不公的製造，舊的權力網絡與新的市場擴張的內在聯繫，在這裡觸發了重新思考近代和現代歷史的機會，觸發了重新創造性地理解社會主義遺產的討論。一九八九年深藏在社會運動內部的那些潛在的、不自覺的要素，現在逐漸地明朗化了。因此，一方面，以《讀書》雜誌和《天涯》雜誌為中心，出現了大量的有關經濟危機、發展主義、政治民主、全球化、社會平等、婦女問題、教育問題、戰爭與革命、「新自由主義」、殖民主義等觀點各異的公共討論和論辯；另一方面，隨著某些被視為「新自由主義」(有時也被直接表述為古典自由主義) 經典的著作的翻譯和出版，以及一些自由主義者的著作和文章在朝向保守主義方向上的激進化，「新自由主義」顯然進入了一個對自己的意識形態進行系統闡釋和宣傳的時期。
「新自由主義」不僅是一種有關經濟的理論，也不僅是一種範圍廣泛的意識形態，而且是滲透到當代社會各個方面的支配力量。因此，對於「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批評展現為各個相互區別的方面。在過去二十年的歷史中，中國大陸的社會思想從未出現過如此錯綜複雜的局面，在我看來，這一現象表明了當代世界的那些支配關係本身的裂痕和危機。也因為如此，在介紹這些批評之前，有必要作出幾點說明：首先，這些批評針對的論題極為廣泛，並不都直接針對「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批判，但它們涉及的社會關係本身卻與「新自由主義」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繫。其次，這些批評並沒有統一的、一貫的邏輯，它們相互之間經常存在著重要歧異和矛盾，其中既有批判的自由主義的因素，也有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因素，既有國際主義的因素，也有民族主義的因素，既有傳統學術和文化的因素，也有後現代的因素，等等。因此，我們不能將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視為統一的思想運動。第三，我的概述不可避免地集中於一些明確的討論和交鋒，無法深入說明在許多學科領域正在展開的學術研究，但這絕不意味著這類研究與此無關。最後，我在此扼要地分析這類討論與「新自由主義」／市場激進主義的關係方面，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本人認同所有這些討論以及所有作者提出的論點。我提供的是一個歷史分析。
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討論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關於自由主義傳統及其當代問題的討論。「新自由主義」以自由主義為名，但其核心是保守主義的政治理論和市場激進主義。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新自由主義」不僅以專斷的方式排斥各種批判理論，而且對於自由主義內部的其它傳統如羅爾斯、德沃金等人的平等主義取向、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的有關討論也毫不寬容。在權力市場化的時代、在以私有化的名義瓜分公共資產的過程中，那種明確地將自由與平等、自由與民主、個人與社會對立起來、反對「民主妨礙自由」的理論方式和論調是意味深長的。[53] 即使對於哈耶克的理論，「新自由主義」也只是用之於「自由市場」的合法性論證，他們將解構一切社會傳統的激進的市場計劃等同於「自由」的觀念，從而絕不關心哈耶克理論內部有關歷史性的討論。「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特點之一是否定市場過程與政治過程之間的密切關係，以解構國家為名放棄對於市場化條件下民主問題的探索。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從一九九七年起，一些學者對自由主義傳統進行重新疏理，從自由主義內部揭示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的實質。這類討論遍及托克維爾、柏林、阿倫特、哈耶克、哈貝馬斯、羅爾斯、泰勒等思想家，對於近代歐洲自由主義政治傳統及當代自由主義理論進行再詮釋，在分析其內在的困境的同時，從不同的層面和角度恢復和發展了自由主義內含的平等主義取向。是貴族的自由主義，還是平民的自由主義？是政治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的現代化理論？是真的尊重傳統，還是破壞一切社會關係的市場激進主義？是自生自發的秩序，還是將社會人為地、有計劃地、強制性地分化為階級？對這類問題的追問將批判性的自由主義從「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的喧囂中解放出來。這一方式從自由主義傳統內部顛覆了「新自由主義」的合理性，並在自由主義討論中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54] 中國的自由主義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某些自由主義者通過揭露和分析現實的市場化過程與腐敗、壟斷的內在關係，吁求社會公正，逐漸地將他們與「新自由主義」區別開來，以至在不同的情境中，這些學者偶爾也被命名為「新左派」或「民粹主義」。[55] 這一語境推動了有關自由主義的理論思考和反思，某些較為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立場，試圖在自由主義理論與其它理論之間進行積極的對話。[56] 我認為「新自由主義」創造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二元論必須被打破，因為「新自由主義」無非是一種右翼思潮，它不僅與各種批判理論相對立，而且也與自由主義自身的許多訴求相對立。在這一情境中，從批判性的視野重新闡發、探討和反省自由主義不僅具有特殊的解構作用，而且也為批判的知識分子構思中國的民主方案提供了某些理論資源。
第二，對於歷史資本主義的理論探討和歷史分析。新自由主義把市場制度視為「自生自發秩序」、將自由貿易看成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法則、把利益最大化看作是市場時代唯一的倫理準則，這一理論的視野與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不斷深化的經濟危機、從未中止的腐敗和權力市場化過程構成了尖銳的對比。新自由主義用抽像的「市場」概念掩蓋了中國社會和當代世界的嚴重的社會不平等，掩蓋了改革過程中的急劇的社會分化，掩蓋了這一社會經濟過程與政治的內在的、不可分割的聯繫。這種「新自由主義」的特點是用普遍而抽像的市場主義拜物教閹割平等的價值，在抽像的競爭和效率為幌子下，放棄對一個社會內部和全球範圍內形成的巨大的貧富差別、在自由貿易的名號下實行的對落後地區的掠奪性開發和貿易等現實進行批判性分析，從而掩蓋了這種不平等的結構本身正是政治性安排的一部分。在中國的改革過程中，這一主義拒絕考慮市場規則的形成與普遍的民主參與和起碼的平等訴求之間的關係，從而與通過權力瓜分國有資產、通過壟斷獲取超額利潤、通過權力與跨國資本或國內資本聯手霸佔市場資源的利益群體形成了一種共謀關係。「新自由主義」自覺和不自覺地加強了壟斷和反市場的趨向。然而，僅僅在道德的層面譴責「新自由主義」是無力的，這也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科學的名義拒絕這類道德批評的主要理由。[57] 在這一情境中，超越道德批評，從理論、歷史和現實層面回答「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預設成為迫切的要求。延續著前一時期關於全球關係和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從一九九八年起，《讀書》雜志、《天涯》雜誌和其它一些刊物陸續發表了若干有關歷史資本主義的理論和歷史探討，從理論、歷史和現實 (尤其是金融危機) 等方面極為有力地回擊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神話。在這一討論中，卡爾˙波拉尼、布羅代爾的理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在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或經濟史的批判視野中，批判的知識分子試圖重新檢討歷史資本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