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兆永
烏有之鄉 http://www.wyzxsx.com
由極少數對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懷有極端仇恨的人所炮製的所謂“零八憲章”是繼2006年“西山會議”以後又一次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起的倡狂進攻。
一、從“零八憲章”這個名稱說起
這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綱領的炮製者，膽大妄為，將這個反動綱領稱做“零八憲章”。何謂“憲章”？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輯的《現代漢語詞典》解釋：所謂“憲章”就是“典章制度“，或者說是“某個國家的具有憲法作用的檔”。區區幾個炮製者竟敢盜用“憲章”這個代表國家根本大法的名義，其目的顯然是企圖以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對抗。這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公開挑戰，也是對13億中國人民的公開挑戰。這是不能容忍的。《論語》裡說，“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眼見周禮“禮壞樂崩”，對於季氏這個卿居然仿效天子在家廟裡搞“八佾之舞”這種僭越行為極為不滿，因而說了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這樣的話。比之于孔子時代的季子破壞周禮搞“八佾舞於庭”，今天一小撮極右分子炮製所謂“零八憲章”的僭越行為不知要嚴重多少倍，我們更有理由說：“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如果這件事都可以容忍的話，那還有什麼事是不可以容忍的呢？！
二、“零八憲章”祭出的三個“法寶”
這個所謂的“零八憲章”以紀念滿清政府的“欽定憲法大綱”100周年（所謂“立憲百年”）開頭，把自由、平等、人權作為所謂“普世價值”，聲稱“民主、共和、憲政”是所謂“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公然否認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所進行的長達近90年的鬥爭所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對新中國三個字加上了引號以示否定，並且稱其只是“名義上的人民共和國”）。這是一個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否定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指導地位、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所謂“黨天下”）、妄圖顛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復辟資本主義制度的反動綱領。
“零八憲章”祭出的第一個法寶，是所謂紀念“立憲百年”。
我們知道，一百年前，由於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中國積貧積弱，屢遭列強之欺淩，康有為、梁啟超等提出了“變法維新”的主張，但是卻遭到了頑固的滿清統治者的反對和鎮壓。戊戌變法失敗後，清廷為了欺騙人民，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也不得不假惺惺地搞什麼“預備立憲”，派出五個大臣到歐美日本諸國考察，因有爭議，後又再次派出三名官吏充作赴英、德、日的憲政考察大臣作進一步考察，並於1908年制定了一個所謂“欽定憲法大綱”。這個所謂“欽定憲法大綱”和資本主義國家在資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上制定的憲法不同，它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所謂“君上大權”，是所謂“正文”，強調“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另一部分所謂“臣民之權利義務”，只是作為“附錄”。從這樣一種結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本質所在。這個由滿清皇帝欽定的憲法大綱一出籠就遭到社會輿論的批評。當時的《東方雜誌》和《民報》都對它進行了批評，而著名思想家章太炎在《時務報》上也發表了批評的議論。對於這樣一個既反動又虛偽的所謂“欽定憲法大綱”，“零八憲章”的炮製者竟然要人們來紀念它的“百年”，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更有甚者，“零八憲章”的一位炮製者杜光先生還在今年公開發表的一篇文章裡說，“袁偉時教授2002年9月25日在南京大學歷史系做報告時，曾經說過一句非常幽默，非常極端，又非常深刻的話：‘我們在九十年代做的工作，大體上是繼續做光緒皇帝、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什麼是光緒皇帝和宣統皇帝的未竟事業呢？就是憲政民主，是由上而下的、和平非暴力的民主革命。在整整一百年前的1908年，清政府頒佈《憲法大綱》，而且擬訂了實施這個大綱的逐年籌備事宜的清單，列出君主立憲的九年規劃，但這個進程被辛亥革命打斷了。袁偉時這句話的意思，我想無非是說我們現在的改革開放，不過是要實現清朝皇帝沒有實現的憲政民主，繼續民主革命的未竟事業。”（杜光：《普世價值——一個時代性的重大課題》，《炎黃春秋》2009年第1期）
恕我孤陋寡聞，有眼不識泰山，不知袁偉時其人，上網一查，才知道他是中山大學哲學系的教授，並且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有不少與眾不同而且出格的觀點。如他對對晚清的所謂新政十分讚賞，而對太平天國、義和團運動則持明確的否定態度。通過杜光文章的轉述，還知道他對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毛澤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也都持否定態度。在他看來，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前赴後繼流血犧牲所進行的一切鬥爭都是多餘的，不必要的；只要繼承光緒皇帝和宣統皇帝的事業就行了。應該說，此公還是一位大“名人”。
杜光對這位“名人”的觀點大加讚揚，所持的自然也是同一種觀點。令我不解的是，袁偉時在中山大學哲學系工作了那麼多年，還擔任過院長什麼的，杜光在中央黨校工作了那麼多年，也擔任過教研室主任和圖書館館長一類的職務，竟然連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也沒有學進去！不談馬克思主義，就是用資產階級學者的觀點看問題，難道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還要搞滿清皇帝那套所謂的新政嗎？！他們口口聲聲講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難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動力是依靠封建皇帝嗎？難道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嗎？難道在21世紀的中國還要讓“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欽定憲法大綱》語）嗎？！
杜光還說什麼“改革開放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民主革命所要達到的目標，那就是：取代國家政權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壟斷，實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價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價值，拒絕民主自由，實質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義性質，否定民主革命。”我們知道，社會主義國家搞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怎麼一下子變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了呢？究竟在中央的哪個文獻裡講過這樣的話？！我們知道，新民主主義革命就其性質來說是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著這一革命的完成，既然已經完成了這一革命，為什麼還要繼續進行這一革命？這在邏輯上說得通嗎？杜光把這一革命的目標規定為“取代國家政權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壟斷，實現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會平等化。”一個“取代”露出了他們的天機，原來他們是要取社會主義而代之的！這是什麼民主革命？民主革命的目標應該是反帝、反封建，而杜光提出的目標分明是要顛覆社會主義革命的成果。這決不是什麼革命，而是地地道道的復辟，是反對社會主義、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
“零八憲章”祭出的第二個法寶，是推行所謂的“普世價值”。
“零八憲章”說，“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而杜光則說，“民主、自由、平等，都是普世價值所要求的。否定普世價值，拒絕民主自由，實質上就是否定改革的民主主義性質，否定民主革命。”
近年來，關於所謂“普世價值”的叫嚷可謂甚囂塵上，但是，《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第一句就告訴我們：“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頁）《宣言》還告訴我們，“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同上，第 292頁）怎麼可能設想，作為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統治思想的自由、平等、人權 “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呢？這裡且不說資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階段對自由、平等、人權所作的種種限制（包括財產、受教育程度乃至種族的限制），即使在今天，由於經濟上的巨大差距，無產階級也不可能享受與資產階級相同的自由、平等和人權。這是顯而易見的。
對於資產階級所說的自由、平等和人權一類口號的局限性性和虛偽性，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揭露說，“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裡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種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讓人家來鞣。”（《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9-200頁）就是說，所謂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這些東西所適用的只是商品交換的領域，一離開這個領域就不是這回事了。比如在生產領域，勞資之間的關係就不再是什麼自由、平等這樣一種關係了。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為批評《哥達綱領草案》寫給倍倍爾的那封著名的信裡對“自由、平等、博愛”這個舊口號也進行了批評。他說，“用‘消除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來代替‘消滅一切階級差別’，這也很成問題。在國和國、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間總會有生活條件方面的某種不平等存在，這種不平等可以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遠不可能完全消除。阿爾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條件總是不同的。把社會主義看作平等的王國，這是以‘自由、平等、博愛’這一舊口號為根據的片面的法國人看法，這種看法作為當時當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東西曾經是正確的，但是，像以前的各種社會主義學派的一切片面性一樣，它現在也應當被克服，因為它只能引起思想混亂，而且因為已經有了闡述這一問題的更精確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頁）
馬恩的這些論述明確地否定了關於“自由、平等、博愛”這類口號，指出這一口號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這些口號只是法國人“作為當時當地一定的發展階段的東西”，早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個時代就“應當被克服”，拿到今天來作為所謂“普世價值”顯然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對於馬克思主義者或科學社會主義者來說，他們有現成的科學的“更精確的”口號，這就是：“消滅一切階級差別”！
“零八憲章”祭出的第三個“法寶”，是所謂“基本制度架構”。
“零八憲章”說，“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抽離了這些普世價值 和基本政制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中國雖然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只在“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 文革、 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政治進步迄今為止大多停留在紙面上；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仍 然是有目共睹的政治現實。執政集團繼續堅持維繫威權統治，排拒政治變革。”
在“零八憲章”的炮製者看來，所謂的“基本制度架構”就是要學習西方，搞所謂代議制民主，搞三權分立，搞輪流執政這一套，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體）都是不行的。實際上，我們的人民民主是多數人的民主，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我們的民主比他們的民主更優越性，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比西方的代議制民主更加優越。我們的人大代表大部分都來自基層，來自生產第一線，他們生活在人民群眾之中，能夠更好地反映人民群眾的醫院和要求。而西方的的議員，大都來自社會的上層，沒有一定的學歷和資歷，沒有一定的財產和社會關係，是很難被選上的。他們一般都是資產階級政黨的成員，代表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由於脫產，往往脫離群眾，根本談不上代表群眾的利益。在西方國家，人民群眾的這只參與度。這和我國的情況是大不一樣的。舉例來說，195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起草、修改和通過的過程，就是一個最廣泛的發揚民主的過程。這個草案初稿最初由中共中央提出，後來交全國政協討論，全國政協500多人進行了40天的討論，提出了意見和疑問3900多條。同時各大行政區和省、市、自治區及軍隊又組織了8000多人進行討論，提出5900多條修改意見。在此基礎上，憲法起草委員會通過了憲法草案，並向全國人民公佈，在全國城鄉展開了憲法草案的大討論，在近3個月的時間裡，有1.5億多人參加討論，提出了1180420多條沒修改和補充的意見和建議。（張晉藩：《中國憲法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327頁）像這樣的參與程度和熱情，在世界歷史上有第二個嗎？這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叫資本主義民主優越的一個證明是什麼？
社會主義的民主是最廣泛的民主，同時，社會主義也需要高度的集中。在“08憲章”的炮製者看來，民主是個好東西，而集中是個壞東西。他們把這種集中叫做“黨天下”，叫做“威權統治”，認為這是對人民民主權利的剝奪，是造成一切災難的根源。他們甚至主張在中國實行什麼“聯邦制共和國”。這些看法和主張顯然是錯誤的，有害的，必須加以駁斥。
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說，“我們只要考察一下作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的那些經濟關係，即工業關係和農業關係，就會發現，它們有一種使各個分散的活動越來越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代替各個分散的生產者的小作坊的，是擁有龐大工廠的現代工業，在這種工廠中有數百個工人操縱著由蒸汽推動的複雜機器；大路上的客運馬車和貨運嗎車已被鐵路上的火車所代替，小型劃槳船已被輪船所代替。甚至在農業中，機器和蒸汽也越來越佔據統治地位，它們正緩慢地但卻一貫地使那些雇傭工人耕作大片土地的大資本家來代替小自耕農。聯合活動、互相依賴的工作過程正在到處取代各個人的獨立活動。但是，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那個組織起來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頁）他在舉了許多需要權威的例子以後說，“這樣，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權威，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從，這兩者都是我們所需要的，而不管社會組織以及生產和產品流通賴以進行的物質條件是怎樣的。”（同上，第226頁）他還針對一些反權威主義者主張“一舉把權威的政治國家廢除”的觀點批駁說，“這些先生見過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桿、刺刀、大炮即非常權威的手段強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獲得市里的政黨如果不願意失去自己奴隸爭得的成果，就必須憑藉它以武器對反動派造成的恐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面對資產階級沒有運用武裝人民這個權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少了嗎？“（同上，第227頁）
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也很懂得這個道理。他致力國民革命幾十年，結果總是失敗，十月革命給了他教訓，認識大大提高了一步。他說：“自由、平等是歐美近一百多年來最大的兩個革命思想。在法國革命的時候，另外加了一個口號，叫做博愛。由於自由、平等與博愛的思想便發生了法國革命。中國近來也感受了自由、平等的思想，所以也起了革命；革命成了事實之後，又被這種思想打破，故革命常常失敗。我們革命之失敗，並不是被官僚武人打破的，完全是被平等、自由這兩個思想打破的。……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是誤于錯解平等、自由。……因為做人的事，在普通社會中有平等、自由，在政治團體中，便不能有平等、自由，政治團體中的分子有平等、自由，便打破政治的力量，分散了政治團體。所以民國十三年來革命不能成功，就是由於平等、自由的思想，破壞了政治團體。……中國現在革命，都是爭光榮日的平等、自由，不是爭團體的平等、自由。所以每次革命總是失敗。……俄國近來革命之所以成功的道理，就是由於打消無政府的主張，把極端平等、自由的學說完全消滅。因為俄國有這種好主張，所以所以他們近來革命的效力，比較美國、法國一百多年以前的革命之效力還要宏大，成績還要圓滿。他們之所以能夠有這種美滿成績，就是由於俄國除了一個革命聖人，這個聖人便是大家知道的列寧。他組織了一個革命黨，主張革命党要有自由，不要革命黨員有自由。各位革命黨員都贊成他的主張，便把各位個人的自由都貢獻到黨內，絕對服從革命黨的命令。革命党因為集合許多黨員的力量，能夠全體一致，自由行動，所以發生的效力便極大，俄國革命的成功便極快。”(《孫中山全集》第11卷，中華書局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71頁)孫中山在這裡說得似乎有些極端，事實上在政治團體內部，其成員也需要有民主和自由的權利，不過他強調除了民主和自由的一面，還應該認識集中統一的意志和組織紀律的重要則是完全正確的，也是有極大的進步意義的。
毛澤東曾批評一些人“以為在我們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自由多。他們要求實行西方的兩黨制，這一黨在臺上，那一黨在台下。但是這種所謂的兩黨制不過是維護資產階級專政的一種方法，它絕不能保證勞動人民的自由權利。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起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麼人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來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209頁）
應該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就是這樣一部體現著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的憲法。一方面，它規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規定了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它還規定了公民應盡的各種義務；另一方面，它又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際權力的機關是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同時，還規定了公民享有的各種權利。這種建立在既有廣泛民主又有高度集中上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架構，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實行集中統一的領導，這對於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我國的經濟和科技的發展之所以比資本主義國家更快，我國在完成一些重大項目和抗擊自然災害方面之所以能夠創造奇跡，都是與此密不可分的。
但是，“零八憲章”的炮製者只講民主而不講專政，也不講集中；只講自由而不講組織，也不講紀律，他們把專政、集中、組織、紀律說成是“威權統治”。他們尤其反對對敵人實行專政，不僅否定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全盤否定反右、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裡對這些運動都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而沒有全盤否定），而且反對改革開放以後所進行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包括六四政治風波和取締法輪功的行動。至於什麼死了幾千萬人之說更是沒有根據的。這些事實說明，他們是站在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勢力一邊的，其目的是為了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現有的由憲法所規定的各種“基本制度架構”，而妄圖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制度架構”取而代之。
至於說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地位，應該說，那是由中國革命的歷史決定的。中國革命的歷史證明，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由於跟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地主階級相勾結，他們只能成為革命的對象；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由於自身的軟弱性和革命的不徹底些，也不能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至於農民階級，由於他們不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本身就是一個過度的階級，顯然也不能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這樣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重任就歷史地落到了工人階級的肩上，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這一點已經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所證明，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同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指導地位，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這些也都是由中國革命的性質和歷史所決定的，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至於說什麼“黨天下”，我要說，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這些都是政治的常識。難道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不是由政黨來領導的嗎？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是資產階級政黨，一些國家是社會黨或工人党執政，這些黨表面上好像是工人階級的政黨，其實也都是資產階級政黨。我們看到，美國的總統實際上都是從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候選人中產生的，其他一些資本主義國家也都是資產階級政黨在執政，這是不是“黨天下”呢？所謂兩黨制，所謂“輪流執政”，儘管搞得很熱鬧，看起來好像也很“民主”，實際上不過是一些資產階級政客演出的“換湯不換藥”的把戲罷了，這對老百姓來說，除了勞動人民的負擔以外究竟有什麼實際意義呢？
實際上，“零八憲章”所祭出的三個“法寶”，都是歷史上已經過了時古董；古董應該進歷史博物館，而不能用作治國的法寶。如果硬要用來治國，那就勢必要誤國害國，禍國殃民，人民是不會答應的。“零八憲章”的炮製者祭出這些古董，當然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正如魯迅所說，那是“為了現在”，即為了與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進行對抗，要改變憲法中規定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改變憲法中規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改變憲法中規定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改變憲法中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性質。顯然，這只是他們的一廂情願而已；能不能實現這種改變，那是不能由他們說了算的。
當然，我這樣說也並不是認為我們現在的制度架構已經很完美了，已經不需要完善了。我們之所以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本身就說明我們在這方面還不是很完善的。就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說，本來是很好的，但是，現在有一些走樣，需要加以改進。比如由於強調代表“素質的提高”，對代表提出了學歷的要求，結果所謂“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是大大增加了，但是來自工農業生產一線的工人農民卻減少了；又比如強調提高參政議政能力，結果許多政府官員和企事業單位的頭頭腦腦都成了代表，而來自各條戰線的英雄模範人物卻減少了；再比如由於把一些私營企業主說成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這一類“新階層”的代表增加了，而體現“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就不那麼鮮明了。應該看到，在工農勞動大眾中有許多很有才幹的人才，關鍵在於我們的有關領導和部門要善於發現他們。前不久，讀到一篇陳永貴孫子寫的文章，講了陳永貴被發現的過程，很有啟發。過去我只知道陳永貴具有領導群眾戰天鬥地的實幹精神，卻不知道他的思維和表達能力也是一流的。最早發現這一點的是著名作家趙樹理。他聽陳永貴作報告，發現他講話從不提毛主席，但卻充滿了辯證法，充滿了毛澤東思想；而且講幾個小時，既沒有稿子，也沒有提綱，卻講的頭頭是道。有一次，請他作報告，問他要多少時間，他說，你們給多少時間就講多少時間，結果，在規定的時間裡做完了報告。趙樹理認為他是個天才，把他介紹給時任山西省委書記的陶魯茄；陶魯茄經過考察又把他介紹給毛澤東；毛澤東也肯定了陳永貴，在自己過生日時親自請他吃飯，並且把他樹為農業戰線人們學習的榜樣；他還當過全國人大代表、全國党代大會代表、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像陳永貴這樣的農民出身、沒有什麼文化的工農分子，實際上比那些時任是高學歷但是離開了秘書就寸步難行、離開了稿子就不會講話的知識份子，真不知要強多少倍！我們為什麼不善於發現這樣的人呢？這本身就是需要改進的問題。又比如現在公務員和企業高管實行的高薪制度，其本身就是違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公僕”和“社會主人”關係的原理和馬克思所肯定的巴黎公社的經驗的，它造成了幹部嚴重脫離群眾，造成了幹群關係、黨群關係的疏遠，這些當然也應該下決心進行改革。此外，像公務員財產和收入申報的制度，也關係重大、影響深遠，顯然也應該積極加以推行。但是，我們所講的這些改進或改革，都屬於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這和“零八憲章”要根本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
三、行動起來，打退以“零八憲章”為代表的極右派的倡狂進攻
在中國，主張“零八憲章”的是一些極右派。人們看到，甚至一些平素表現也很右的右派頭面人物都沒有敢在這個“零八憲章”上簽名。他們老奸巨猾，知道事情的嚴重程度，也不敢貿然行事。炮製“零八憲章”的極右派，實際上是一批復辟資本主義的急先鋒和“敢死隊”，他們懷著僥倖的心理，想孤注一擲，賭它一把。這些人無論是在全中國的總人口中，還是在知識份子隊伍中，比例都非常小，可以說，他們只是“一小撮”。但是，他們有廣泛的社會聯繫，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已經把觸角伸到了境外，與各種反華勢力都有聯繫，肯定也會得到他們的支持。因此，他們人數雖少，但是能量很大，對他們的危害是絕不可以低估的。
對於“零八憲章”這樣一個極右派的反革命的綱領，我呼籲：全國上下，從党和國家領導人到各級幹部和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及一切愛國者，都不應掉以輕心，更不能心慈手軟，而應該以對歷史高度負責，對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高度負責的態度，迅速行動起來，給以堅決的回擊！
必須指出，“零八憲章”的炮製者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反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其目的妄圖推翻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他們的罪惡行動已經觸犯了刑律。經1979年7月1日五屆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並經八屆人大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以及其他危害社會的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應該說，一小撮人犯罪的情節是嚴重的，理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對他們特別是主犯和幕後策劃者應給以嚴厲的法律制裁。
應該說，“零八憲章”的出現，有其深刻的根源。從外部來說，長期以來，西方敵對勢力亡我之心不死，他們對於新中國總是採用一切手段進行顛覆活動，其中一個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中國內部一些崇拜西方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或所謂自由主義分子進行這種顛覆活動。從內部來說，那些被打倒的階級，他們對於共產黨執政和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是不甘心的，他們的子女和後代在新的條件下仍然妄想恢復其祖輩已經失去的天堂；在歷次運動中受過打擊的人，有些也會耿耿於懷，心存不滿，也總想借機發洩。最近網上許多跟帖就反映了這種情況。他們的帖子既不講道理，也不講事實，只是一味地發洩他們對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仇恨，就反映了這一點；他們竭力美化國民黨、美化美化美國、美化資本主義制度，也反映了這一點。當然，這還只是從客觀上來說的。從主觀上來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只反“左”而不反右，不重視馬列毛著作的學習和世界觀的改造，也是使各種錯誤思想得以氾濫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長期以來，有的人總是否認或不講階級鬥爭，宣傳階級調和，不懂得用階級鬥爭的觀點和階級分析的方法觀察和分析社會問題乃是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應該看到，此之危害甚大，弄不好，無數先烈和革命人民犧牲奮鬥所取得的一切就會毀於一旦，付之東流。蘇東的教訓離我們並不遙遠，我們應該以史為鑒，防患於未然，否則，我們將愧對歷史，愧對先人，而成為共和國的敗家子和千古罪人！
為了保衛無數革命先烈經過流血犧牲所取得的革命成果，為了保衛億萬勞動群眾用用血汗建設起來的社會主義江山，讓我們積極行動起來，堅決打退以“零八憲章”為代表的極右派的倡狂進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