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7年評估報告證實人類活動（通過使用化石燃料和土地開發等方式）確實對工業革命之後的全球暖化負有責任。在現在的經濟和社會趨勢下，世界正步向前所未有的生態災難。1 IPCC所發佈的一些新的證據顯示，氣候變遷越來越快，其潛在影響很可能遠較IPCC報告預期更為糟糕。
有證據顯示北冰洋有可能早在2013年就進入無冰之夏，這大約比IPCC計算模型的預期早了近一個世紀。當北冰洋冰塊在夏季完全融化的時候，格陵蘭島冰原解體有可能不可避免，威脅到海平面在本世紀內上升五米以上。全球五十個最大的大城市中有一半將受到威脅，上億人口也將淪為環境難民。2
如今全球氣溫比工業革命以前約高零點八攝氏度，與過去一百年間地球最高平均氣溫相比，相差也不足一度。同時世界氣溫還每十年上升零點二攝氏度。以大氣中已存在的二氧化碳含量計算，另外還有0.6攝氏度的長期暖化效應。隨著北冰洋冰原可能在夏季消融，北冰洋將吸收而非反射太陽輻射，這也將導致再有零點三攝氏度暖化。考慮到所有這些發展，這個世界有可能已經差不多比工業革命前高2攝氏度，這被廣泛認為是的氣候轉變臨界值。3
兩攝氏度的暖化有可能導致非洲，澳大利亞，南歐和美國西部出現大範圍的乾旱和沙漠化，亞洲和南美的冰川剝蝕，兩極大規模的冰蓋瓦解，以及百分之十五到四十的動植物滅絕。更糟糕的是，這還將觸發巨大的氣候回饋，如危險的海洋酸化，可觀的凍土融化，甲烷釋放，以及海洋土壤碳循環系統的瓦解，從而將氣候變遷帶入人類無法控制的境地。
據世界頂尖的地球系統科學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Lovelock）的理論，如果全球平均氣溫上升接近三攝氏度（與前工業革命時期相比）且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超過百萬分之五百（500ppm），則地球上的海洋及雨林都將淨排放溫室氣體。在那種情況下，全球平均氣溫將升高六攝氏度，導致地球上大部分地區不再適合人類居住，海平面上升至少25米，百分之九十的物種滅絕，人類數量也有可能將減少百分之八十。4
戈達德太空研究所(GISS)負責人，世界領先的氣候學家詹姆士•漢森（JamesHansen）主張，為了避免災難性的海平面上升和與此相關的與格陵蘭島及南極冰原不可逆轉的的融化，以及大規模物種滅絕，全世界應致力於限制氣候暖化情況不比2000年高一攝氏度（1.8華氏）。根據現有的IPCC模型，這意味著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不能超過450ppm。然而，在最近的研究中漢森指出，IPCC模型沒有考慮到多種潛在的氣候回饋。地質氣候學證據顯示“如果人類還想維持一個與文明發展發展，生物適應的環境相似的星球”，則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必須降低到350ppm左右。世界上現在二氧化碳濃度為387ppm，並以每年2ppm的速度上升。5
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人類的生存和文明均危如累卵。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許多人（包括一些自稱有社會主義政治視野的人）將他們的希望寄託在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生態改造之上，堅持認為對技術和制度在現存社會體制內進行改造是可行的。然而一個緊迫且不能回避的政治問題在於：現存的社會制度——各種形式的全球資本主義——是否真的能夠有效解決全球氣候變遷的危機和避免最災難性的後果？如果沒有的話，甚麼是對於另外一種替代性的制度的最低要求，以至於其能擁有制度能力來防止這種危機，再這種危機無法避免時，還能幫助人類文明在災難中生存?這是任何一個嚴肅關地注全球生態災難的人無論如何都將面對的問題。
穩定氣候：可選擇的技術
為了防止或減輕進一步的全球暖化，人類活動所排放的的溫室氣體（尤其是因燃燒礦物燃料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必須大幅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反之決定於能源消耗排放強度（“每單位能源消耗排放量”），經濟產出能耗強度（每單位產出能耗），以及經濟產出水平（以GDP衡量）。由此得出，二氧化碳排放量＝經濟產出×每單位產出能源消耗×每單位能源消耗排放量。
資本主義是一種基於追求利潤和資本積累的經濟系統。個人資本家，公司和國家均長期參與資本主義市場激烈地互相競爭。為了在競爭中生存並成功，也為了追逐更大的利潤（或更快的經濟增長），資本家，公司與民族國家都不得不在月來越大的範威內擴大生產和積累資本。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除了經濟危機時期，經濟產出總趨於增長。
理論上說，如果能耗強度降低很快以至於抵消了經濟增長，那麼能源消耗水平並不必然增加。然而，所有經濟活動都無可避免的存在一定物理或者化學變化並消耗能量（不但物質生產領域，服務領域也同樣如此）。這是經濟活動的能源強度的降低的物質限制。
在資本主義市場運行方式下，任何能源強度的降低都將使能源產品更便宜，因為短期而言能源的需求相對能源的供應回落。然而，便宜的能源產品鼓勵人們長期消耗更多的能源。因此，能源強度的降低（比如能源效率提高）會導致更快的資本積累（經濟增長），但幾乎不會減少能源消耗絕對量。6
實際上，資本主義經濟增長通常伴隨著能量消耗的增加。自1973年始，雖然世界經濟相對疲軟，世界能源消費卻以每年兩個百分點的速度增長。按這樣速度，從現在開始到2050年，世界能源消費將增長百分之一百三十。以這樣的趨勢發展，如果還有任何希望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到一個合適的水平的話，那麼世界能源消費的排放量必須大幅度降低，或者經濟產出的規模將明顯減少。
礦物燃料占佔據了初級能源發電量四分之三。為了減少發電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三種技術可能：碳收集和儲藏，核電能和再生性能源發電（如地熱能，風能，太陽能，潮汐能，波浪能和海洋環流等等）。
如果在發電過程中釋放的碳可能被回收且儲藏於地底而非散發到大氣中的話，化石燃料發電廠所造成的排放量可以降低。碳收集儲藏有可能實質性地增加發電的成本而降低能源效率（因為碳回收和儲藏的過程也消耗能源）。我們缺乏足夠的品質保證，防漏的設備用以儲藏大量的碳。同時這項技術的可行性仍未被證實，所以不能在現存的發電廠中應用。這意味著，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碳捕獲和儲藏技術至少需要幾十年才能在世界上的發電廠中大規模的應用。7
核能發電則存在非常嚴峻的環境以及安全隱患。它使用不可再生能源鈾進行發電並造成大量放射性廢物。德國能源觀察組（The German Energy Watch Group）指出，世界上被證實了鈾的可能含量可最多支持現在對鈾的需求水平70年，而2020年之後鈾的供應將出現短缺。再者，因為核電廠規劃和建造耗時都很長，所以近來十年到二十年間即將退出使用的全世界一半的核電廠將很難被替代。8
利用可再生能源發電（electricity generation）並非治理環境問題的萬靈藥。“再生性發電”裝備和廠房需要工業部門用礦物燃料和非可再生性礦產建造。與傳統電力相比，可再生性能源發電成本依然很高。風能與太陽能——兩種最重要的可再生性能源——都由於具有不穩定和間歇性的特點而不適合作為基本電力供應，而仍然需要大量的傳統能源做輔助。9
除了有機燃料，再生性能源只能用於發電。10 發電占了全世界初級能源總供應量不足百分之四十和總消耗的百分之二十。礦物燃料初級消費的三分之一的用於發電，三分之二用作交通，工業，農業，服務業和居住領域的液態，氣態和固態的燃料。
在礦物燃料最終消費總量中，約有百分之四十用於交通行業，百分之二十四用於工業，百分之二十三用於農業，服務業以及居住領域，還有百分之十三用作化學工業原料。電力顯然不能代替礦物燃料作為化學工業原料。電力也很難代替礦物燃料使用於航海，航空，貨運，高溫作業等行業，也很難為工業中重型機械，建築業和農業供電。雖然將電力客車代替汽油車技術上可能可行（客車也有可能成為現代資本主義消費文化的關鍵），這種技術仍然不盡成熟，有可能還需要幾十年電力客車才能代替燃油汽車成為市場的主流。
再說，現在約有四分之三的初級能源發電來自礦物燃料，三個單位元的煤能發一個單位的電，將交通，工業和其他行業都電力化將增加而非減少二氧化碳排量。為了穩定氣候，除非在發電過程中去碳，（即將碳捕獲，核電和再生性電力取代傳統的礦物燃料用於發電），否則將這些行業電力化沒什麼意義。
即使克服了所有的經濟和技術上的難題，世界上的發電形式轉換可能還需要幾十年，而將世界上的所有工業和交通運輸行業基礎設施電力化則再需要多幾十年的時間。屆時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已經不可避免。
有機燃料是唯一液化和氣化的可在生能源。 11然而由於受到土地和水的限制，有機燃料也只可能滿足世界對液態和氣態燃料需求很小一部分。更為糟糕的是，最近研究發現如果考慮到土地開發過程中的釋放量以及對和土地侵蝕，有機能源燃料其實比傳統的石油燃料將釋放出更多的溫室氣體。12
氣候變化和增長限制
根據IPCC的報告，為了將全球暖化限制在2到2.4攝氏度（與前工業時代的溫度相比），有必要將二氧化碳等價物（CO2e）——將二氧化碳和其他說有的溫室氣體的影響考慮進去——穩定在445ppm到490ppm。這將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00年至2015年間到達頂峰，且到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0年回落百分之五十到八十五。
從2000年開始，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每年以百分之三的速度遞增。如果這種趨勢繼續，201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比2010年高百分之三十四。這意味著如果要將二氧化碳等價物含量穩定在445ppm－490ppm，全球排放量需要比2010年的水平下降百分之六十三到百分之八十九。
這些減少排放的目標有可能在趨於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的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中實現嗎?假設全球排放高峰在2010年且之後隨之下降，表一給出數種替代性的關於排放量減少和經濟增長方案，這些方案與二氧化碳等價物排放量減少百分之六十三的目標相符合（即可以將Co2e在大氣中含量穩定在百萬分之490水平）。也就是說，表一的目的在於指出，為了滿足將二氧化碳排含量穩定在百萬分之490的要求的能量強度（changeofenergyintensity），排放強度和經濟增長之間可能的組合。雖然這些方案是假設性的，並且出與樂觀的估算，但是也強調了為了穩定二氧化碳水平所需要的巨大變化。他們有助於表明，在無止境的經濟增長和資本積累的情況下，沒有任何切合實際的穩定氣候的目標可以實現。
同上所述，雖然在許多領域，將電力替代直接的礦物燃料在技術上存在很大困難，甚至不可能。然而，所有方案都假設到2050年百分之五十礦物燃料的最終消費將被電力化。同時，雖然碳捕獲，核能和再生性電力的均存在種種限制，在各種方案中，我們均樂觀假設，即假設百分之五十，七十五活百分之百的礦物燃料發電量到2050年將被去碳化（年均排放強度降低百分之一，一點七和二點七）。能量強度到2050年將下降百分之三十三，四十五和五十五，（年均排放強度降低百分之一，一點五和二）。隨著能量強度下降百分之三十三，世界平均能源效率將到達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水平。如果下降百分之四十五或五十五，世界平均水平將可與今天西歐國家的能量效率水平相比。13
現在我們觀察到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能源效率水平不僅因為一些高級的技術支持，同時因為能源密集型的產業被大規模的轉移到全球範圍內的“周邊國家”。由此引來另一個問題：即是否這些周邊國家能否達到這種效率水平，這將導致全球範圍如此規模的提高效率成為非常樂觀的假設。認識到下面這點也很重要，即在這些方案中被確認的三個因素：排放強度，能源強度和經濟增長並不必然是互相獨立的。比方說，燃料轉變會改變排放強度同時可能對改善能源強度或經濟增長的潛力造成負面影響，反之亦然。但在現在這些方案中，這些問題都被樂觀的忽略不計了。
給定排放強度和能源強度的降低，我們便可以計算出和排放量減低目標相契合經濟增長的最大速度。例如，在方案一當中，假設現在百分之五十的礦物燃料發電量將在2050年前被去碳化（意味著排放強度以年均百分之一的速度遞減），同時能源強度也以年均百分之一的速率降低。為了在2010年到2050年間將排放量降低百分之六十三，2010年到2050年間平均經濟增長速度必須不超過負百分之零點四，即經濟必須收縮。同樣的，在第九個方案中，假設百分之百礦物燃料發電可以在2050年前去碳化（意味著排放強度以年均百分之二點七的速度減少），能量強度以百分之二的年均速度遞減，則2010年到2050年間平均的經濟增長速度不得超過百分之二點三。
因此，由表一可以清楚地看見，在假設方案中排放強度和能量強度的降低量比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歷史上任何時期（即IPCC所說的正常時期）都要多，因此都是非常樂觀的假設。儘管如此，在多數的方案中，世界經濟仍將在實質上陷入停頓，而在其中一個方案中，世界經濟則需要實質性的絕對緊縮。這甚至還假設了排放量和能量強度降低的水平超過歷史水平，尤其是排放強度的變化，所有的方案都以至少是歷史上速度三倍至九倍的數度改善。考慮到世界人口約每年增加百分之一，只有最為樂觀的方案才能得出人均GDP正增長。
表一：將大氣中二氧化碳等價物濃度穩定在490ppm，2010-50：以經濟體中能量排放強度，能源強度及其允許的經濟增長速度而決定的方案（年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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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強度下降 |
能量強度減弱 |
允許最大經濟增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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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1973－2005 |
0.3％ |
0.9％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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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1 |
1.0％ |
1.0％ |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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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2 |
1.0％ |
1.5％ |
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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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3 |
1.0％ |
2.0％ |
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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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4 |
1.7％ |
1.0％ |
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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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5 |
1.7％ |
1.5％ |
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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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6 |
1.7％ |
2.0％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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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7 |
2.7％ |
1.0％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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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8 |
2.7％ |
1.5％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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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9 |
2.7％ |
2.0％ |
2.3％ |
來源：世界經濟增長歷史資料，能源消耗和排放量均來自世界銀行網頁《2008世界發展指數線上》（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online，2008）
甚至在這些對穩定大氣中炭含量的高度樂觀的方案中，根據IPCC的估計，世界仍然會暖2.4攝氏度（與前工業時代相比）。實際上，IPCC的預測依然未能將一些最新的研究發展考慮進去。北冰洋夏季冰原現在有可能消失，北冰洋因此吸收更多的熱量。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達到百萬分之四百九十則很可能導致全球溫度上升2.7攝氏度（而非IPCC報告所提出的2.4攝氏度），從而將全球氣溫帶向升高三攝氏度的關口。據詹姆斯•洛夫洛克預計，這將導致全球性的人類的集體自殺。
如果目標是將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等價物濃度穩定在445ppm而非490ppm，那麼全球排放量必須下降百分之八十九而非百分之六十三。在445ppm水平，全球氣溫仍會上升兩攝氏度（與前工業時代相比）。一些主要的生態災難將不可避免，並引發危險的氣候回饋。如果目標真是穩定氣候以及創造一個足夠安全的邊界，則全球排放量還需要更為巨幅的下降。
表二：排放量減少，全球經濟增長方案（將大氣中二氧化碳等价物濃度穩定在445ppm，2010-50，年均變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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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放強度下降 |
能量強度減弱 |
允許最大經濟增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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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1973－2005 |
0.3％ |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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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1 |
1.0％ |
1.0％ |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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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2 |
1.0％ |
1.5％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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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3 |
1.0％ |
2.0％ |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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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4 |
1.7％ |
1.0％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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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5 |
1.7％ |
1.5％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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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6 |
1.7％ |
2.0％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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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7 |
2.7％ |
1.0％ |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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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8 |
2.7％ |
1.5％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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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9 |
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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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
來源：世界經濟增長歷史資料，能源消耗和排放量均來自世界銀行網頁《2008世界發展指數線上》（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online，2008）
表二表明了一些符合減少百分之八十九的排放量的要求的減少排放量和經濟增長之間關係的替代性的方案。其餘假設均與表一同。結果表明在所有方案中全球經濟都必須緊縮。在方案一到三（與歷史上全球資本主義的表現相比，這些假設的排放強度和能量強度的降低情況都極為樂觀），為了達到排放量減少的目標，世界經濟還必須在2010年之後縮減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
表一和表二的結果顯示，無止境擴張的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沒有任何目標樂觀的情況有助於實現氣候穩定。然而，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即缺乏控制經濟不增長（更經濟萎縮）的能力。
氣候變化的政治以及社會主義之必要
是本文的作者過於悲觀了麼？或者資本主義的“智巧”，“創新性”“適應性”以及“彈性”被錯誤地低估了？主流環境運動的發言人，如萊斯特•布朗（LesterR.Brown）（《B模式——拯救地球，延續文明》作者，地球政策研究所負責人）和艾默里•洛文斯（AmoryLovins）（與保羅‧霍肯（PaulHawken），杭特.洛文斯(L.HunterLovins)合著《自然資本論》）均曾試圖說服我們，奇妙（magical）的技術將拯救人類。太陽能電池板的成本將大大降低，而能源效率將飆升十倍。溫室氣體的排放和其他污染將有大幅度的降低，同時國內生產總值仍將飛速發展。在他們看來，利潤追求，資本積累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之間並沒有本質的衝突。
他們典型的論述是“技術上已經可能”而“所需要的只是政治意志”。所謂“政治意志”，他們當然不是意指任何根本性的社會變革。相反，他們指的是在資本主義基本框架內的做出的一些立法的改革以及國際協議。至多他們還會要求消費者行為上部分有限的的轉變。
從社會組成而言，主流的環境運動者主要包括資本主義社會中一些中高階層的人士。他們包括大學教授，工程師，技術人員，管理人員，金融分析師以及其他專業人員。雖然他們一般並不佔有大量的生產資料，他們仍然在管理和技術上為資本家服務，與工人階級相比，他們也享受了相當的物質特權。
在革命高漲的年代，比如說1960年代，他們其中的一部分人有可能會迅速的激化而成為各種“左翼”。在反對革命的各種時期，他們則可能變成統治階級抵制工人階級最為重要的盟軍。在1980至1990年間，這些中上階層的人成為許多國家裏面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社會基礎，他們也在在前蘇聯，東歐和中國等國資本主義復興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
隨著全球生態危機的惡化，中上階層中的一些人認識或感覺到如今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陷入了嚴重的危機而不可能無限的發展下去。然而，他們無法或不願意想像任何超出他們特權利益所依賴的資本主義系統之外方式。他們也尚未準備好放棄他們對資本家階級的內部的政治支持。他們的生活環境和經歷都在很大程度上與工人階級相分離。因此，他們難以認識到只有和大規模動員和組織好的工人階級在一起，才有可能完成滿足生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變革。所以，中上階層的環境主義者還將他們的願望（或信仰）一方面寄託於在科技奇跡之上，另一方面寄託於在對當權者的道德勸說之上。（他們寄希望於這些勸說能說服資產階級更道德而理性的行為）。
然而，只要資本主義系統完整無損，資本主義的運動定律就將照常運作，而不受個人願望所左右，雖然這並不符合中上階層的環境主義者們內心的良好意愿。那些真正有良知的環境主義者遲早要在環境可持續發展和剝削壓迫的社會制度之間做出選擇。進一步說，隨著全球生態危機和全球資本主義總體危機的加劇，很快資本主義系統將越來越難在滿足中上層物質特權的同時滿足對利潤和資本積累的追求。
如前所述，到全球能源系統去碳化還存在許多技術難題。布朗和洛文斯極為誇大了技術變遷的潛能。但即便許多利用再生高效能源的技術變得立即可能，他們的應用也將被資本主義系統內在的對技術擴散的障礙所延遲。在這樣一個基於利潤而生產的經濟系統中，新的技術是“知識產權”。這將導致那些不能承擔使用費用的國家和人民將被拒絕在外。即使在今天，這個世界上還有上千萬的人沒有電用。那麼還需要多少十年他們才能開始用上太陽能的電力氣車呢？
再者，和新奇的消費品比如說手機和手提電腦不同，這些消費品可以在現有生產線中製造，世界能源系統的去碳化要求世界經濟基礎設施的根本轉型。這基本上意味著去碳化的步伐，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也不比長期固定資產的貶值更快。考慮到很多樓房和其他長期架構將在未來的半個世紀甚至是更長的時間內繼續存在，表一和表二所假設的去碳化效率可謂是極端樂觀的。
從純粹技術的角度說，解決氣候變遷危機最簡單直接的辦法就是立即停止一切的經濟增長和開始有秩序地縮小這個世界的物質消費規模，直到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降低到合理的程度。這很明顯可以通過現有的技術達成。如果所有現有和可能的去碳技術都儘快引入到全世界各地，即使世界的經濟規模小得多，卻應該有滿足全世界人口最基本的物質需求的物質生產能力（表二中方案一和三將粗略與1960年時期的物質生活水平持平）。
然而，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只要生產方式和剩餘價值仍然資本家擁有，他們就會有激勵和壓力將相當大比例的剩餘價值轉化為資本積累。除非剩餘價值被整個社會所控制，否則資本積累將不可取代（所以經濟增長也不可能被取代）。再者，在存在著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和財富分配不均的資本主義經濟中，全球資本主義如何能設法保證有秩序的減少經濟總量而同時滿足幾十億人口的基本生活？經濟增長是資本主義制度用以減輕其固有社會矛盾不可或缺的靈方。
京都議定書要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1990到2012年間將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百分之五。圖一顯示全球幾個最大經濟體在1990年到2005年間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國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而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到2005年間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二。在京都議定書的簽字國裏，日本的排放量增加百分之十六而歐洲區的排放量在九十年代自中期起趨向于增加。英國的排放量則保持一個平穩的趨勢（主要因為英國大規模的從使用煤炭轉向使用北海的天然氣）。
諷刺的是，俄國是自九十年代以來唯一一個大量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大經濟體。在這一時期，俄國經濟產出和人口都有所下降。從1990年到2005年，俄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三分之一，年均減少百分之二點七。如果世界經濟以三倍的幅度重複俄國的經驗，即經歷三倍類似俄國九十年代的經濟崩潰並減少相當數量的排放量，那麼到2050年世界排放量將下降約三分之二。這還僅僅將大氣中二氧化碳等價物的濃度穩定在大約百萬分之490（490ppm）的水平。如同上面討論的，這仍然不足以達到必需的水平。
圖一：某些國家（Selectedcountries）二氧化碳排量(百萬噸)
來源：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數線上，http://devdata.worldbank.org/dataonline.
自1990年起，中國的排放量和印度的排放量都增長了兩倍多，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在現在的增長速度計算，中國的排放量將在十年間增加一倍，印度的排放量也將在不足十五年間增加一倍。歐盟國家現在承諾到2020年將排放量降低百分之二十（與1990年的水平相比）。所有這些排放量的減少將被中國一年的經濟增長（所排放的氣體）抵消。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繁榮，中國現在每週興建兩座火力發電站。這意味著每四年中國將建造和美國現有數量相當的火電站。在如此狂熱的追求資本積累的情況下，氣候穩定還有什麼希望呢？有什麼神奇的技術可以保證這種資本主義系統持續？
應該指出，中國的工人和農民並沒有從資本家不懈的利潤追求中獲益。而是那些跨國公司，（那些稱呼中國為世界工廠的公司）和中國的資本家精英從中攫取大量利潤。在較低的程度上，（Tothelesserextent），發達國家裏的中高階層也從由中國，印度和其他周邊國家的工人們製造的便宜的消費品和服務中獲益。
在2007年6月14日，金融時報發表了捷克共和國總統，前反共的天鵝絨革命領導者瓦茨拉夫•克勞斯（VaclavKlaus）一篇古怪的文章：《危險的並非氣候而是自由》：
我們生活在奇怪的年代，一個異常溫暖的冬天就足以讓環境運動者和他們的追隨者們提出激進的對策去對付天氣…理性且熱愛自由的人們必須對此作出回應。政治正確的要求是異常嚴厲的，我們只允許有一種真理，並且這是再人類歷史上不止出現過一次…
全球暖化的癔病成為真理與宣傳言論對戰的最重要的例子。反對這個“已經建立的真理”是 需要勇氣的。作為一個在共產主義國家度過其一生的人，我感到有義務說，我認為對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繁榮造成了最大的威脅的，恰恰是野心勃勃的環境主義者而非共產主義本身。這種意識形態試圖用一種中央的（如今是全球的）計划控制代替人類的自由及自發演進。
這個愛好自由的捷克總統（他顯然是弗裏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Hayek）的好學生）接著命令科學家“有義務聲明他們的政治和價值假設，以及他們究竟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所選擇和理解的科學證據”。克勞斯試圖說服我們“科技的發展”和“可分配財富的增加”將持續並且“將解決所有潛在的溫和的氣候變化的後果”。
我們要承認，當國際上的資產階級已就氣候變化達成政治合意，認為環境問題不能再被忽視的時候，克勞斯為“自由”辯護也需要勇氣。以我在中國的政治經驗和背景來看，（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樣，中國也是一個前社會主義國家）我對克勞斯的觀點有一種奇怪的熟悉感。
坦誠地說，只有一個極端保守的對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深惡痛絕的政治家才能做出如此古怪的論斷。然而，從另一個角度說，克勞斯比任何主流的環境主義者更接近真理。人類確實需要一個全球性的中央計畫才能克服現在氣候變遷的危機，如果中央指的是一個自覺地，理性的，善於合作的民主機制的話。
對穩定氣候所需的技術支持非常清楚。全球的能源基礎設施都需要根據可再生能源的要求進行根本性的改造。絕大部分全球的經濟基礎設施都將依次轉化。農業也需要依據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從新組織，從而擺脫對作為肥料的礦物燃料的依賴。整個交通系統也需要重建，可再生電力將在鐵路和公共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世界經濟的規模將需要根據排放量降低目標相應縮小。所有這些需要在不降低全人類基本需求的條件下完成。
很明顯資本主義不可能完成這些目標。如果我們不願再毀壞滋養人類文明的生態環境的話，除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生產方式和民主計畫還有什麼可能達到這個目標呢？
所謂的“市場社會主義”並不是一個可能的選擇。理論和歷史經驗均表明，社會市場經濟無可避免的導向資本主義。那些反對社會主義計畫的人或許會說，歷史上社會主義的經驗表明了社會主義計畫是無效率的。
先不論是否未來的社會主義將毫無疑問的在民主和經濟效率比歷史上的社會主義上做得更好，在現在如此嚴峻的全球生態危機面前，“效率”並不是一個的相關議題。真正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是否可以為世界上所有的人提供食物，教育和醫療服務？我們知道歷史上社會主義曾做到，而古巴則至今仍能夠利用相當有限的資源做到這一點。
資本主義總是不能為至少上千萬的人提供食物，教育和醫療服務。如果全球的生態危機不被克服，那麼資本主義將最終讓全人類失望。（failtheentiretyofhumanity）。這個選擇足夠清楚麼？
作者李民騏現執教於鹽湖城猶他大學經濟系。
注：
4. David Spratt and Philip Sutton, Climate Code Red; Jonathan Leake, “Fuddling with Figures while the Earth Burns,” Times Online, May 6 2007, Http://www.ecolo.org/lovelock; James Lovelock, The revenge of Gaia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15-38.
5. James Hansen et al., “Target Atmospheric CO2: Where Should Humanity Aim?” (abstract), April 2008, http://pubs.giss.nasa.gov/abstracts/submitted/Hansen_etal.html (assessed May 2008). Also see John Bellamy Foster, “The Ecology of Destruction” Monthly Review 58, no.8 (2007): 1-14
9. Michael H. Heusemann, “The Limits of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lean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5 (2003): 21-34. 最近有一個由德國政府資助的實驗，目的在意顯示一個由百分之六十一的風能供電，百分之十四的太陽能供電，百分之二十五有機燃料供電的網路可以滿足百分之百的電力需求。(“Renewed Energy,” The Guardian, Feburary 26, 2008,
http:// commentisfree.guardian.co.uk/Jeremy_leggett/2008/02/renewed_energy.html). 但如下所說，有機燃料是存在問題的，它有可能比化石燃料釋放更多的溫室氣體。 因此，這個實驗顯示了百分之七十五的去碳化發電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