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職工盟的組織幹事於2005年世貿部長級會議完結後，搞了一次讀書組，閱讀《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認識及討論韓國工人運動的發展。本文為作者於其中一節的導讀。
儘管在去年十二月的抗議世貿行動中，我們見到的韓國工人隊伍數目並不龐大，但我們卻見識到了他們的決心、高度組織化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世貿週期間，傳媒輿論和社會大眾的焦點都集中於農業議題和農民的抗爭行動，但韓國民主勞總卻一再鍥而不捨地發起到韓國、歐盟和美國領事館的示威行動，表達對GATS談判的 意見。而民主勞總在一連串的衝擊行動中，扮演了重要的指揮角色，對韓國工人隊伍訓練有素的鬥爭行動作了一次令我們大開眼界的示範。
在隨後一些很反射式的思考中，有一個概念不斷盤旋於我的腦海中：這樣才像一支具備發起推翻資本主義的力量和希望的革命隊伍。當然伴隨著這種概念的，同時還有一種 警惕：萬萬不能過份簡化地提出將「我們的」行動激進化的主張。這種警惕並不應該被詮釋為葉公好龍式的常常期望革命的發生，但當革命到來時就手足無措，甚至怕得要命。因為我們更應該去掌握革命的形勢，去學習為革命製造有利的條件。而當我直覺地認為韓國工人隊伍隱約地具備進行革命的力量和希望時，這些條件又是在一種怎樣的歷史進程中被塑造而成的呢？
不管是一些外在的評論，還是來自韓國工運友好的自我評估，韓國工人運動目前仍未談得上具備革命的力量。這從新自由主義政策這幾年內在韓國的肆虐，而韓國工人在1996-97年所發動的全國大罷工並未能成功阻止不利勞工的法案在國會獲得通過等事例中可見一斑。但無論如何，韓國工人運動所展現的氣魄和相對高度的成熟程度，仍足以成為鼓舞本土工運發動的範例。
在讀書組的第二節，我們將集中探討政治運動對工人運動所造成的衝擊和催化作用，同時亦會了解韓國工人領袖的成熟對工運所產生的作用。
政治運動對工運的衝擊
在韓國民主勞總署理副主席梁暻圭訪港與職工盟進行交流期間，他提到韓國工運的兩個重要階段──首先是1987年至1997年工人運動的茁壯成長與豐收；第二 階段則是自1997年以後不斷面對的挫敗和困局。事實上，很多對韓國工運動的敍述，均會把1987年視作韓國工運的起點。有趣的是，1987年所發生的，其實是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運動，工人群體似乎仍然未有清晰獨立的旗幟及發揮著對運動的領導作用。就正如03年七一大遊行一樣，工人群體的訴求並未對運動構 成決定性的影響，甚至於遊行過後有意無意之間被邀緣化。但與我們的七一大遊行不一樣的，是韓國1987年的政治運動，對工人群體進行自我組織，轉化為一波又一波的經濟鬥爭起著極大的催化作用。
《韓國工人》一書就工人群體對政治運動的參與作出了以下的敍述：
民主化鬥爭取得成 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大量市民包括白領工人、小業主、城市貧民和產業工人的參與。隨著街頭抗議在全國各地不斷升級，剛剛成立不久的幾個白領工會開始參加 到民主化運動中來。5月份和6月份，可以看到很多在漢城市中心區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就業的白領工人在午飯休息時間參加了學生的街頭示威。(p.196)
對於工人參與進政治運動中所發揮的作用，《韓國工人》一書的作者作出了以下的分析：
對於勞工運動主要是作為一種潛在力量而不是作為鬥爭的積極參與者對這一政治發展做出貢獻，大家是沒有異議的。而如果沒有來自工人階級的這種威脅，獨裁統治的瓦解是否會發生，顯然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p.197)
但到底，這種所謂的潛在威脅有何所指呢？
從1987年7 ~ 9月，發生了多達3311起勞動衝突，所有這些衝突都包含了停工、自發罷工或示威等行動。這一夏季發生的勞動糾紛數量起過了自60年代初以來整個出口導向工業化時間發生的糾紛數量的總和。(pp. 197-198)
從7 ~ 9月這三個月裡，發生了300次勞動糾紛，超過了快速工業化前20年發生的勞動衝突的總和。勞工騷動以驚人的速度和烈度橫掃全國，使得幾乎每一個大型行業的工業生產都陷入癱瘓。(p. 193)
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投入到對抗專制主義的政治鬥爭，迅速被轉化為工人群體對抗資本主義體制對他們每天所造成的經濟壓迫的鬥爭。而這些經濟鬥爭，是以一種邁向組織成為工人穩固團結力量的方式進行著。這從工會數量的急速增加可反映出來：
工人不僅對發泄他們的悲憤感興趣，而且對獲得提高工資感興趣。他們對獲得組織上的手段來保護自己的長期利益也同樣感興趣──工會組織是他們優先考慮的頭等大事。(p.202)
在勞工起義的一年內，組建了多達4000個工會，70萬外工人加入了工會。工會總數急劇增加，從1986年底的2675個增加到1988年底的6164個。(p.203)
作者就1987年的起義對工人運動帶來的推動力作出了以下總結：
成千上萬工人幾乎同時在全國被動員起來，這種巨大的規模給韓國產業工人帶來了一種新的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p. 193)
如果說在1987年以前，強烈的工人階級認同僅僅限於相對少數先進的、具有階級意識的工人(“先進勞動者”)，那麼，這次工人大鬥爭的經驗則將它帶給了產業工人大眾。通過積極參加這場鬥爭，通過在鬥爭中取得實質性的勝利，工人能夠獲得某種能使整個經濟癱瘓，他們看到他們確實能讓資本家跪在他們面前。這場工人 大鬥爭為社會也為工人自己提供了一個機會，使他們認識到如果工人被大規模動員起來時，他們可以發揮多麼大的原始力量。這種新的權力感肯定促進了他們的階級 認同，因為階級認同並不是僅僅因為共同的地位就會形成的，而是要求對一個人所認同的集團有某種程度的肯定性評價。因此，工人大鬥爭的經驗，在幫助工人克服 失敗主義和逃避主義意識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種意識長期以來曾支配著工人。(p.221)
工人領袖的成熟
《韓國工人》一書經常強調工人領袖對韓國工人運動所發揮的巨大作用。
與此同時，最近讀到了一篇令人感動和振奮的文章，那是職工盟總幹事鄧燕娥訪問梁暻圭的訪問稿，題為〈工運須有非生即死的承擔〉。梁暻圭個人因參與工運而經歷 多次流亡和監禁，但這並未磨損他對工人運動的熱誠。固然，這對於本土工會領袖而言，韓國工運面對的是一種相當不同的體驗，我們並不能簡單地進行類比。
在另一方面，梁暻圭談及這種非生即死的承擔時，特別提到國家處於分裂狀態。結束南北分裂，促使國家達成統一是韓國工運奮鬥的其中一個目標。他們認為國家分裂 是由於美帝進行帝國主義侵略，以及圍堵共產主義陣營所造成的。而在香港，工運參與者又怎樣看待中港的關係，怎樣理解一國兩制，怎樣理解中國共產黨這個已經 變質的工人階級的敵人呢？我們在與內地廣大工人階級處於一種分裂的狀態裡，又可會孕育出一種非生即死的承擔？
以上這段引自《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一書的段落，總結了韓國工人運動在軍政府打壓下成長的歷程，裡面特別提到這種歷程對磨練工人領袖的作用。
全斗煥政權對民主工會旳凶猛攻擊，產生了更多決心堅定、有著多年工會經驗並且已經被企業開除的勞工活動份子。在被政府禁止就業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成為職業勞 工活動家之外沒有別的選擇。在建立各個企業工會活動份子之間的聯繫並幫助他們與政治異見份子團體建立聯繫方面，這些外部勞工活動份子起到了橋樑作用…全斗 煥政權統治期間強硬壓制勞工的後果，是“先進勞動者”(具有先進意識的工人)的圈子不斷擴大，他們在民主工會運動方面有過多年的經驗，並從中形成了高度的 階級意識。隨著基層工會活動份子數量的增多，勞工運動逐漸成長，不再需要依賴外部組織，特別是不再需要依賴教會組織。(p.129)
同時，梁暻圭的訪問稿中令我感到振奮的，並不只是他的承擔感，亦包括了他對運動鬥爭目標的清晰概念。他在訪問中提到：
民運需要建基於反資本主義，而在這基礎上，我們要教育基層民眾。我們需要一個以階級分析為基，以勞動人民為主的結盟組織。
一個工運的強大和戰鬥性並不單由其鬥爭方法去量度。方法以外，是在反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持有一種不妥協的立場並以此為(發展)鬥爭性的基本原素。
他更毫不忌諱，理直氣壯地提到：
民主勞總堅決高舉反資本主義為原則的意識形態，民主勞總的看法必定會彰顯為激進的行動和實踐。
梁暻圭以及韓國民主勞總的反資本主義價值觀和言論，令我想起一些對討論意識形態的質疑和恐懼：「你講呢啲野工人唔明㗎！」、「呢啲野係唔明白工人心態o既知識份子先會講㗎啫！」到底是我們沒有打算令工人明白更多，抑或是香港的工人特別愚笨，特別反智？當我們聽到韓國工人敢於高舉反資本主義的旗幟，若仍然根本 地拒絕進行這種對話和教育，那到底我們是特別看不起香港工人抑或是打從心裡向資本主義對工人必然造成的剝削和壓迫投降？
無論是在世貿週及其後的營救行動，抑或是在與職工盟和本地民間團體所進行的交流活動中，梁暻圭總能侃侃而談，而且對答得體，清晰地表達抗議行動的訴求，分享對韓國工人運動 發展的意見。或許就是承擔感，激發著韓國工人領袖努力不懈地學習和鍛鍊自身能力，絕不會像我們經常聽到描述的一些「工會佬」那樣，為著佔據了一些名譽地位就沾沾自喜，不可一世，連最基本的求知慾望也消耗殆盡。
作者對於工人領袖在1987年的起義中所發揮的作用敍述，令我們更主一步體會到工人領袖對工人運動的重要性：
與以前的勞動罷工不同，這場勞工鬥爭是在沒有外部知識界團體發動、領導或積極指導的情況下發生。它完全是工人自願和自發參加集體行動的結果。(p.203)
1987年的工人大鬥爭證明，韓國工人已經成長到不再需要由知識界保護和代表的程度。韓國工人階級已經產生他們自己的領導人、“有機知識份子”以及組織資源，成為一個自為的階級。(p.204)
權容睦在1987年現代公司工人的鬥爭中曾以富有魅力的領導者身份出現。像他那些曾積極參加小組活動的工人同伴一樣，權容睦是高中畢業生，對現代公司管理上 的專制做法形成了強烈的不公正意識，並通過與政治異議知識份子的接觸和通過廣泛閱讀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獻，形成了高度的階級意識。也許可以將他視為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份子”的一個突出榜樣。(pp.206-207)
在本讀書組的第一節，我們曾提及外來知識份子的介入對韓國工人運動所帶來的催化作用。而我們在這一節讀到的，則是更為重要的，工人階級本身提升為「工人知識份子」(或「有機知識份子」)對運動帶來更為深遠的影響。
我個人認為這種討論對我們這群組織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我們不能否認自己與一般的工人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鴻溝。問題是我們怎去應對，怎去釐訂自己的目標和角 色。是繼續現實地妥協於這種鴻溝，繼續只跟工人談他們「有興趣」，他們「懂得」的事，抑或是想方設法讓這道鴻溝日漸收窄，並循序漸進地讓他們掌握對意識形 態的討論，從而令他們建立更完整的階級意識，對工人運動邁向真正當家作主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對這些問題沒有定論，亦絕對認為不能低估推動 有關工作的難度，但這卻是我在閱讀完《韓國工人》一書後一直在思考著的。我在想，我們是否可以根據現時的形勢，工會領袖們的認知水平，制訂一些可行的試驗 計劃？我在回想，過往搞工會教育的經驗告訴我，這是有相當的難度。問題可能在於我們有沒有決心去克服這些困難，又有沒有決心去仔細策劃和推動，是否決意在 較為零碎的工會教育活動以外展開一些更完整、更深入的工會領袖培訓活動。我又在想，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投身在工運事業，若日子一天一天流逝，仍未有在工人民眾中推動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的嘗試，那會否感覺太痛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