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文章裏，我嘗試闡述與一名尋常德國工人平生經歷有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及其轉變。用哥哥的生平來解釋這些關係，是從我跟他以及一些中國伙伴討論如何讓社會的不同層面更容易理解社會保障制度後得出。
童年
漢斯．維斯(Hans Weiss)，1941年12月1日生於斯圖加特(Stuttgart)，是冶金工人夫婦理查．維斯(Richard Weiss，1910-1980)及海德薇．維斯(Hedwig Weiss，1913-1996)的長子。漢斯的父母於1939年8月15日結婚。三星期後，理查被徵召入伍，參與納粹德國的對外戰爭。1941年3月，他從前線休假回家，後來便有漢斯的出生。理查再一次回家，是在1946年11月，從挪威的戰俘營獲釋，因為先前他所屬的部隊向英國皇家陸軍投降了。
對漢斯來說，戰爭意味著兩件事：糧食不足，因此到了15歲，他的個子還很小；另外，因為他們的住宅鄰近博世公司(Bosch)的廠房(他的雙親以致祖父母都在那裏工作)，這意味他們的住處一帶自1943年起就常遭到轟炸。1944年，他和母親同位的屋子，還有整條街都遭炸毀，於是所有倖存者只得搬到親戚家或庇護所去。
漢斯於1948年入學。這一年，他的弟弟，也就是這篇文章的作者出生了。
教育制度
那時，教育制度還很「傳統」。首先，是八年制的平民學校(peoples school)。入讀的首四年，就決定了學生有沒有機會入讀中學甚至高中(年期都較現在為長，分別是六年和九年。)要決定漢斯的前途例倒是很簡單。1952年，工人佔西德人口40%，而工人子弟入讀高中的只得1.5%，進中學的亦只有4%。因此，漢斯繼續就讀平民學校，至1956年。這年他開始學習專門的職業技能。換言之：八年學校教育，加上隨後三年在所謂的雙重模式制度，每週一天進公立職業學校，其餘時間在工廠當學徒。漢斯在博世公司位於斯圖加特的廠房當學徒，當時工廠有12,000名工人和僱員。
當時，還在學習職業技能的年輕工人，只得很微薄的報酬：首年每月20德國馬克(Deutsche Mark)，第二年40，第三年60。在待遇較好博世公司，普通工人月賺400馬克；漢斯的父親是一名很專門工人，月入有500馬克。雖然如此，漢斯與他的同事一樣，也要將部分收入，通常是一半，上繳國家。五十年代中期的時勢仍頗為艱難，雖沒有了戰時和戰後初期的飢荒，但人們也只夠勉強維生而已。
1956年，家庭的每月收入大致上是：500馬克來自父親，250馬克來自母親(她在薪金較低的財務部工作，而且很「自然」地只得男同事約三分之二的薪金)，10馬克來自漢斯，以及140馬克來自祖母的退休金。祖母是寡婦，與我們同住，負責留在家中照顧兒童。
我們一家五口的收入共900馬克，在工人階級已算是中等以上。房子的租金是每月150馬克，包括所有雜費。不過，因為先前在戰爭受到的轟炸，我們家損失一切的生活物資。那時他們身上的衣服是他們僅有的財物，因此我們要一步一步地買回生活必需品，如睡床、桌子、椅子、廚具等等。這裏舉個小小例子：我們兩兄弟第一次嘗到香橙，是在1954的聖誕節。我們至今仍未忘懷。
50年代的種種社會現實
那時候，有兩個社會政策的議題，也是家庭和朋友圈之間的生活常常面對和探討的：首先是工人遺孀的養老金有關的基本社會問題。她們通常是國內非常貧窮的人，很多不得不每天只吃一餐。我們的祖母是其中之一，而那也是很多家庭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問題。
養老金制度相當清晰：年滿65歲，並且工作了至少45年，是領取全額養老金的兩個基本條件。一般人都在15-20歲開始工作，工作45年本應是很平常的；但是，婦女在生育後，常常要留守家中數年，因此他們多數未能符合條件，只能獲得較少的養老金。除此之外，婦女的薪金通常也比男性為低，而當她們重新工作，很多時會成為兼職工人，即所謂「額外的賺錢者」。
養老金的資金來源和所有三個社會保障系統的基本部分一樣，是建基於就業。退休金、失業保障和醫療保障都是用工人薪金的一部分來支付。因此，那時候如果月薪有400馬克，便要將收入的5%支付醫療保障、1%支付失業保障，6%支付公共養老金，因此合共12%的薪金進了公共社會保障系統。你的實際收入變為352馬克，再減去薪俸稅(以累進稅率計，收入越多，稅率越高。非常富有的人便要用多達53%的收入交稅)。不過，你所支付的這三個項目，也也僅你要支付給社會保障的總金額的50%，而其餘50%是由僱主代你支付的，這種制度到今天仍然重要。在社會階級矛盾衝突，僱主們，尤其是勢力甚大的德國工業聯會，一而再地在他們的宣傳品中，聲稱這種「額外的成本」令工人的薪水變得昂貴，會導致他們生意失敗、也會導致就業率低，諸如此類。另外，還有一種公共社會援助，是給從沒有工作或只工作很短時間的人申領的。由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起，直到七十年代，申領這種社會援助的大都是單親媽媽(或離婚婦女)。申請程序是非常羞辱人的。男性和女性分別要增寫和簽署兩種不同的文件：只有女性申請者要填寫臭名昭彰的"ocsc" [「常常改換性接觸對象」(Often changing sexual contacts)]欄。這暗示了所有申請援助的女人都被視為妓女。
第二個常常討論的政治議題，是二次大戰後「第四社會欄」(fourth social column)的設置。「分擔負累法案」(Burden Sharing Law)是針對數以百萬計所謂流離失所的人，一般是從德國東部來的人，或從波蘭及捷克斯洛伐克(當地所有與納粹軍政府合作的德國人都被驅逐出境)逃出的德國人。那些戰時受轟炸而蒙受鉅大損失的人，像我們一家，與從東方來、流離失所的但獲發金錢和土地去重過新生活的人們之間，出現了嚴重的裂痕。
即使是見習工如漢斯，也一樣要交稅項和支付社會保障項目。
五十年代的西德經濟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在美國人的大量投資支持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在幾年間成為了世界經濟的重要成員，還向許多其他國家投資。漢斯的父親決定要跟隨博世公司的呼籲，到一些該公司有投資，而缺乏熟練工人的國家去。於是，他們在拉丁美洲渡過了好幾年。漢斯仍然為博世工作 — 只是，那幾年裏，公司「忘記」了給他支付社會保障項目，就因為少了這幾年，後來當他要開納他的退休金戶口時，便達不到45年的基本要求。
60年代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
當漢斯回到西德的斯圖加特，他已是個有些經驗，而且收入相對較高的工人，差不多有700馬克(薪金比物價增長更快；德國的冶金工會(IG Metall)的政綱是「共享增長中的生產力」，在當時頗為成功)。這時年輕的女子一個接一個出現在家中，而漢斯也常常與他的好友彭路斯(Panos) 在一起，他是一名來自希臘的外來勞工。
進入西德的移民潮自從五十年代開始，到六十年代成了明顯的社會現狀。在斯圖加特，移民通常來自意大利南部、南斯拉夫和希臘。斯圖加特—費爾巴哈(Stuttgart-Feuerbach) 是典型的由工人聚居的市郊區，這時博世公司在這裏的中央廠房，僱用了逾14,000人，當中大約2,000人是移民。我們當時都住在公司提供的住宅。那時要支付給社會保障制度的金錢比五十年代略多，但制度本身並無改變。
有一段日子，倒是要由公司來尋找工人的，現在差點被遺忘了。在城市裏的工業區中，一個十分常見的場景，是工廠門前掛著大幅的金屬製廣告，寫道：「我們誠聘……」很多工人轉換工作，以求賺得更多。即使家中所有在職者都參加了工會，他們仍尋求他們各自的方式去改善物質生活水平。我們的母親轉到鄰近由同一公司經營的魏布林根工廠，這是本地區之內唯一的博世工廠，火車車程約一小時。工廠僱有700名工人。廠內女性也能當上部門主管，一般來說，即使以女性為主的部門，例如財務部，亦往往由一名男姓來當部門主管的。雖然當時工會已開始討論「同工同酬」的議題，但這種工作轉換，仍是女性工人難得的加薪機會。這時現在母親也賺多了，而父親的工資更高於集體合約。(我想大約是在1966年，他的工資第一次超過1,000馬克)這正是漢斯去尋求更高工資的時候。於是，1966年，他25歲，做了一件60年來家中從沒有人做過的事，就是離開了博世公司，到一家規模較小的工廠工作，但月入也差不多1,000馬克。那幾年，工會開始集體談判，往往要求每年加薪約15%，而最後也往往獲加薪10%。另外還有很多工人加班。(加班的時薪大約比平時高25%)
那時家裏買了很多東西：兩輛車子，其中一輛是漢斯自己的；一部電視機，還有一部雪櫃等等。他有了婚姻的物質基礎，於是在1967年8月結婚。他的太太蘇珊娜(Susanne)在1967年10月，給他生下了兒子奧利弗(Oliver)。而就在數年前，政府設立了「兒童福利金」(children benefits)，向每一家庭發放，與工資或收入無關。
西德在戰後的第一次經濟危機1966開始出現，但這對南部地區影響不大。那主要是導致西部的魯爾(Ruhr)地區，即在多特蒙德(Dortmund)與杜伊斯堡(Duisburg)之間很多礦坑關閉，以及同區鋼鐵產量首次下跌。斯圖加特區是主要汽車生產區。梅賽德斯(Mercedes)(譯按：即奔馳(Benz)，該品牌今日之全稱為"Mercedes-Benz")和保時捷(Porsche)的總公司和最大的工廠都設在斯圖加特及鄰近的辛德芬根(Sindelfingen)。這時梅賽德斯在斯圖加特和辛德芬根分別僱用了14,000和34,000名工人，其中很多外來勞工在流水作業線工作。保時捷在斯圖加特有7,000名工人。博世公司在供電事業之外，還向上述兩家公司供應所有電子零件。
直至1980：年青的工人夫婦
就這樣，他們家有了三位成員：漢斯、蘇珊娜和奧利弗。他們搬到一處在市郊之外、更為遠離市中心的地區居住。該區是個更大的「工人居住區」，建成於1934年。(那是法西斯政府的「德國工人建築方案」的一部分。漢斯的舅父，生於1900的魯道夫．漢姆 (Rudolf Hamm)，因此而能夠買下一間房子。他也是博世的工人。當時的博世的工人中，有能力買房子只佔少數。1952年，魯道夫舅父在博世的中央發熱站工作時，心藏病發死亡。他的遺孀，艾娜舅母 (Aunt Erna)生於1896年，死於1966年。他們膝下並無兒女，於是就讓外甥當他們的繼承人。)
漢斯在一家叫亞比路特 (Aberreuther) 的公司，是博世的原料供應商工作。該公司顧用了150名工人。如前所述，他的收入明顯高於在博世那時。蘇珊娜生於1936年在家中留守了兩年，直到奧利弗兩歲並入讀幼稚園。接著她回到史特加中央郵政局，擔任原來的工作崗位，但不久即因工傷事故，須進醫院休養達數個月。
醫院、幼稚園和庇護所大致上都是公營的，即由市政府經營。當時西德的每個邦聯州 (Federal state) 都設有大學醫院，由州政府經營。另外，政府與基督教兩大教派 (德國有宗教信仰的人口中，信仰天主教和路德教派 (Lutherans) 者各佔近半數) 均訂立基本協議，規定在辦學等公共事務上，如果並沒有州立的相關機構，則教會可積極經營各有關的項目，那是透過所謂的資助模式。 (而他們主要正正是對辦幼稚園感興趣。) 因此，無論進醫院或入讀幼稚園，他們一家都不必付費：他們早已交了稅，並支付了社會保障項目。
患病不能上班的工人，可繼續從公司領取薪金六星期，之後便要向醫療保障系統領取資助。這種制度的設立，令人們即使長期患病，也不致於會面臨太重大的困難，可說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一步。但那是要透過五十年代艱難而激烈的社會運動才爭取得到。那時，發生了當時期最大規模的工會罷工，迫使僱主們妥協。(然而，時至今日他們仍滿口怨言。而礦工們甚至爭取到更好的規定，按慣例他們有本身的醫療保障制度，因為他們的工作是最危險的。)蘇珊娜病了將近半年，換言之她最少領了四個月的醫療保障金，而保障金卻遠比她的正常薪金為少。因此，他們多少遇上了財政困難，那時本應是他們組織家庭根基的最關鍵時間，但卻變成了一段相當艱難困苦的時期。當然，他們得到我們父母的財政援助。(蘇珊娜的父母均在二次大戰時，在逃避紅軍攻擊時死去。她的四個姊妹和兩個兄弟都無力援助她。)這種援助自然也對他們很重要，這樣他們就不用為他們所住的小房子交租了。
那時漢斯經常要每週工作達60小時。正常的每周工時應是42小時。星期六休息的制度也正在當時成立。工會曾經長時間進行爭取「真正周末」的運動。(德國有一張很有名的海報，是由金屬工人工會製作的，上面有個小孫說：「爸爸星期六是屬於我的。」)大約在15-20年後，社會更進一步討論要「調整時間」，即超時工作並不補回加班費，而是補回休息時間。這是更健康的選擇。
雖然工作時間相當長，他卻是在那些日子裏成為了活躍的工會會員。長期與弟弟談論越戰 (弟弟是家中第一個上高中的人，然後又在1967上了大學)，引領他參加了南部地區的工會的第一次反越戰和反美的宣言，而西德政府是支持美國打越戰的。
1968年的一些效應
提到1968年，很容易聯想到“68運動”，很大程度上被稱之為一場學生運動。但很多年輕的工人也參與其中，其中漢斯是最年長的一位。他的頭髮稍長，音樂風格從艾維斯（Elvis）轉到斯通(Stones)，還有參加集會與示威——這些運動導致社會民主黨的成立（Social Democratic Party，簡稱社民黨），這個由傳統工人組成的德國政黨，經歷3次選舉之後的第一次勝利。正是這次勝利，社民黨在50年代稱自己是屬於全民的黨。漢斯成為社民黨的一員，如他的父母以及3個外祖父母，還有他的舅舅一樣。全家只有他舅母加入共產黨。
在這裏討論社民黨是不必要也是不可能的，關鍵是，在保守派執政的20年（1949-1969）之後，這次選舉的勝利表達了很多工人的抱負。除了對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主張的和平的渴慕，還有一些基本的社會需求至少部分滿足。那些年裏，一種新的學校模式出現在很多大學和高中裏。傳統學校目標是要打壓在三種學校形式之間的分化；引進對學生的財政支持，婦女的退休金問題，即使沒有完全解決，也一定程度的得到推進。事實上，從1969年維利•勃蘭特贏得大選到油價波動的1973年，短短4年時間，是“德國工人最好的時代”。冶金工人在激烈的抗戰中得到了更高的工資，其他工種的工人也同樣。整個“校園勢力分化”都改變了：讀高中的工人子弟，在1976年，也就是我來到這裏的那一年佔20.2%，是20年前的12倍。
在那些年中，蘇珊娜（Susanne）是第一批在城裏參與同工同酬運動的女性之一，她們聯合金屬工人與印刷工人工會，郵政工會也很快加入到他們的隊伍中。在1973年，地區郵政部門被迫接受女性員工成為工作組組長，同年，25位年輕的女孩開始她們成為專業電器工人的事業，而在這之前電工一直是專屬於男性的職業。郵政工會的運動一直依據憲法進行。
至少在我眼中，所有這些“新事物”都產生與1968年的思想轉變……
當他們的兒子奧利弗（Oliver）在1974年上學時，他的視野比25年前他父親的要開闊得多。另外，每日的在校生活都已完全改變：在1948年之前，仍有許多教師有法西斯的歷史，這是不爭的事實，他們還有體罰學生的權利。1969年已經被禁止。
伴隨這1973年所謂的油價波動，新一代資本主義開始了。只需兩個小的事件就能說明這種基本的改變。第一是大量的失業取代能源消費，成為新的危機；第二，在1977年，戰後歷史首次宣佈，要“推遲”慣常的年度退休金的增長。這曾經是一種尋常的做法與進步：退休金依據每年的工作和價格來調整，然而那一年卻不是這樣。這發生在1976年的大選之後，而當局卻曾承諾過退休金的調整。
即使如此，70年代末的局勢仍穩定。主要問題在於：漢斯和蘇珊娜離婚了，她與奧利弗結合而留下他一個人。這意味著，漢斯要為自己的兒子買單。
混亂的結束：從1980年開始
在1982年，政權沒有通過選舉而進行了轉換，自由黨結束了與社民黨的同盟並與保守黨派基督教社會民主黨建立新的合作關係。16年的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執政時代開始了。
伴隨而生一件事件概述了接下來的16年：所謂自由主義者的“社會恐慌的分類”。整個社會保障制度本應改變。他們無法像美國雷根（Reagen）和英國的柴契爾(Thatcher)去實現政治：要採取一系列腳踏實地的措施，抵禦（激烈的抵抗不多，更多的是在普世價值與忌諱層面上）又通常很強烈。
基本上，對社會保障的貢獻在持續增長，間接稅的增長也如此。增值稅從一開始的7%，到現在最常見的是19%。回味這些貢獻，在文章開始就曾提及：現在有19.2%的退休基金，大約14%是醫療保險，大約5%是失業保險。第二：停發工資與養老金。你父親1980年去世得到的比他1973年退休時得到的更少。更少，意味著，計算通貨膨脹（在1988前的一段時間裏，雇主仍是一比一投入產出，之後仍支付工人付出的一半。）
有很多的新的經歷產生了：這是第一次失業人口超過了一百萬，並且再也沒有低於這個數字。年輕人難以學習專業只是，並且即使他們去學了，也無法保證他們能擁有一份工作，這在80年代是在正常不過的事了。
漢斯效力的那家小公司破產了，這是他45年人生中的第一次失業。
這意味著什麼？第一，這個年齡是很難再找到一份新工作。企業通常尋找至少低於40歲的員工；第二：新的財政問題。
失業保險要如何發揮作用（直到2004年的“實力政策”）？
工作3年後你會擁有購買全額保險的權利，接受你最新工資的65%（取去年收入的中位數）：但只能購買2年。2年之後公共職業機構調查你的需要和持有，比如你伴侶的收入。漢斯在這三年裏幾乎都是失業，所以他屬於“正在調查中”。而他的新伴侶佩特拉（Petra）在人工很低的商店工作（一種通常由婦女擔當的職業），他獲得最新工資的58%。（這意味著：對於基本工資，案例中額外時間的工作報酬是不計算在內的，因此，損失可高達42%，若他們真的碰到難題，則不得不放棄他們正住著的老房子）。不僅僅漢斯“年紀太大”，通常來說，上面提到的金屬制的海報一去不復返了，企業不再雇用新員工。
當80年代成為混亂時代的尾聲，90年代繼續這樣的道路，問題升級：幾百萬的失業者使得社會保障支出持續增加。不再有養老金的調整，工資停滯，而價格卻不停上漲。
漢斯在1989年得到一份新的工作，比他10年前要賺的少。他的母親在1986年被疾病困擾並且只能住在全方位照顧的養老院，花費比她自己的養老金要多得多，因此他的兒子們要負擔。假設他們有收入，對漢斯則意味著可以少承擔一些。直到1996年他母親去世。在1988年，他第一個妻子蘇珊娜因為癌症而去世，則他的兒子奧利弗在中學畢業之後加入一個職業培訓計畫，因此漢斯又回到家三人相聚的機會多了。直到1990年奧利弗完成學業，開始在梅賽德斯（Mercedes）汽車廠成為一名自動化機修工。
新的負擔出現了：德國的統一意味著要額外支付稅款的7.5%作為“共同分擔”，這是與5個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現在的聯邦國家共同分擔的。
最後一年
在德國社會保障最大的變化發生在2004年，伴隨著新法律，通常稱為“哈茨四號”（Hartz IV）方案。在主要作者彼得•哈茨（Peter Hartz）（正在因為貪污而受審），他是大眾汽車（Volkswagen）的人力資源主管，也是1998-2005年執政的社民黨的顧問。結合其他衡量標準，這些法案意味著：減少獲得失業保險權利的時間，特別後來不僅總量控制以防收到失業求助的需求，還強迫民眾接受每個可能的單獨崗位，這一點使得德國專業教育制度變得一無是處，每天的生活對於失業者來說成為真正的迫害。傳統的失業救助是，在領取一段時間的失業救助（2年之內的領取是你的權力，而之後是否持續要取決於機構）之後你的獲得是與傳統社會幫助（我所提及的對婦女的侮辱，這樣的老大哥已經不存在了，但制度中存在的歧視每天都在發生）聯繫在一起的。這與另外兩種量度相聯繫，每一個都意味著制度變革。退休年齡推遲到67歲（針對1960年以後出生的人），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雇傭這些長者，目的很簡單，就是減少養老金的發放，並增加稅收。另外，考慮到對社會保障的負擔，在工人與雇主之間分立的一比一分配方式暫停了，單獨增加了工人這一方面。並且有一系列的勞動法“減輕雇用”，意味著工人的權力減少了。
對於漢斯這樣變得“很輕鬆”：我的時代到了。他與2006年65歲的時候退休。他得到1，200歐元的養老金，在中位數之上，他最新的工資大約是2，000歐元。你會發現：即使是在相對富裕的城市斯圖加特（Stuttgart），有許多養老金要發放，同時伴隨很多問題：在新德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美國稱之為“在職貧困”的問題。
這是一個代溝：假設45歲以上的工人，當提到更好的時代時，通常想到70年代。年輕的工人不再擁有在一家企業奉獻一生，或只擁有一技之長的這種傳統觀念。現在沒有人能保證免於失業，每個人與幾百萬失業者共同生存幾代。社群清洗的論點認為像“哈茨四號人物”（比如懶惰的醉漢）在社會是很普遍的。傳統上認為只屬於婦女的不正式的工作，現在適用於所有人了。
我希望這些能幫助人們更好的瞭解德國社會保障制度。
赫爾穆特•威斯（Helmut Weiss）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