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衣小姐月玲和阿冼「一味做，一味做……」「一味捱。」
編按：當成衣工人的經歷堪成七八十年代集體回憶的重要部分，我們的媽媽，鄰居的兒子，甚或自己，都曾經是成衣工人。進一步出版之《千針萬線—— 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從工人們的故事固然得以側見一個工業以至一個城市的經濟興衰史：並透現工人們自身的尊嚴，以及她∕他們當時和僱主的「道德關係」和後來全球化兇悍時這段關係的崩潰。而下文兩位補衣小姐，自稱渾噩一生，好淒涼。
月玲和阿冼兩人在毛衣廠認識，大家都做補衣，兩人都在這行做了三十多四十年，由工友變成老朋友，也因為九一年參與製衣廠留港的抗爭而一起加入工會。兩人的故事有個共通點，就是大半生勞碌。就如阿冼所說： 「我日做夜做，（一星期）五晚開通宵——做毛衫要五晚開通宵的！後來做一下又停一下，又生（孩子）又湊（帶孩子）一段時間，一下子幾十年就這樣過了。」一下子，幾十年同樣地，月玲說起年輕時開始包廠，每晚做到十一點，然後又要開通宵。我問她： 「你（那時）……應該是二十歲左右？」，不料就引起她和阿冼以下的對答：月玲： 「都差不多，沒怎樣算過；總言之一生人就好淒涼。」阿冼：「一味做，一味做。」月玲：「一味捱。」
阿冼比月玲大十一年左右。她一九三六與三七年之間在香港出生。她母親總共生了十五個，但只養大六個。父親做中醫，沒有生意，收入少。「租一間房，我只是睡下底！」家貧，阿冼很早就出來工作： 「十三歲就做，最初燙笠衫仔（小內衣背心），替住家（式的工廠）燙，只有七、八元一日。那時我只有十三、四歲。」燙背心的工作做了一段時間，就去紗廠打紗。「一個人管二十幾個「猛」（梭）都好厲害。走來走去，走來走去，日頭沒得做，多數做通宵。晚上返八點，做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阿冼一九五六年左右結婚，年底產下女兒，坐月之後就去工廠補手襪。大概十年後，從六十年代阿冼三十多歲，到九十年代末她六十多歲為止，三十多年來，阿冼都一直做毛衣補衣工作。
月玲一九四八年在中山出生，為家中長女。一九五八年，她十歲左右，本來想投靠在香港的一個姑媽，這位姑媽有兒子在澳門做製衣，於是先申請到較容易批准入境的澳門，投靠這位表哥。表哥在澳門開了一間「山寨式」製衣廠，月玲要求到他的工廠學車衣，表哥勉強答應。「但車了一段時間，到後期又搵唔到食就走出來。有一個老細本來在澳門針織廠做工，跟又自己開一間。那時我隨街走，剛走到他那裏，說請人我就去『學師』。」月玲就這樣開始了她近四十年的毛衫生涯。「學師就學三個月，只有兩元一日。學滿三個月就要做自己工（件工）的，接他要扣回六十元。你要替他做一段時間，他才還你那六十元。」後來老闆還叫她做「師傅」教人，有十元一天。在這間毛衫廠大概做了七、八年，月玲就偷渡來港。阿冼和月玲在毛衫廠認識，阿冼大概於一九五六、五七年入行，月玲則由六九、七○年偷渡到 香港便開始補衣工作：「（最初）是以件工計，例如「斗零」（五仙）補一個漏針，一個洞就八元。有人檢查一幅「片」，一件衫織出是一幅幅這樣的。查完（有洞的地方）就用衣夾夾，你就去補，拿夾仔下來，拿衫去補囉。補完之後就縫，縫完之後再笠（套）燈，一盞燈圓轆轆這樣，好似一個人身這樣。看看有無其他（地方）爛呀，有無縫盤走雞（錯過了），看看有無甩眼（看漏眼）呀這些，有就再補。」
跳躍不同工作模式間香港製衣業以中小型投資為主。因為受外國訂單所限制，所以周期的波幅很大，而為了滿足外國訂戶的需要，每一批貨的生產期很短，工人於工廠之間的不斷流動以及密集的勞力投入，就成為香港製衣業的一大特色。「包廠」這種制度促進了這種流動而不分晝夜的辛勞，也就是工人所體驗的現實。月玲來港後，在一間工廠做了一段日子，就開始包廠：「有個老細走出來開廠，就叫我替他包（廠），即是（外）判出來自己做。我一直幫他包（廠）都包了幾年。」第一次替人包廠，就遇人不淑，被老闆欺負，明明是一百打貨，被算為八十打。發覺受騙之後，月玲就離開，轉做幫工：「一路周 圍『炒』東西做囉。那時一般人很窮，不是每個人屋企有電話。例如我想找你去幫幫手，我就要去工廠等你放工，告訴你我明天想找你幫手可以嗎這樣。」與月玲一 樣，阿冼都有包廠及幫工的經驗。主要是在結婚生孩子後，孩子還小的時候就幫工，因為時間可以彈性一點。但整體來說，都是包廠和幫工兩者輪流做，看情而定： 「我一直都是差不多：包廠幫工、包廠幫工。在民生（廠名）做一段時間都是做件工，在民生那段時間做了只有幾個月，跟又出來幫工，跟又出來包廠。一生工作都 是渾渾噩噩這樣過。」當然，工人還有另一個選擇，就是為一間較大的廠打工。包工、幫工與替大廠打工三者，對工人來說如何比較呢？總的來說，包廠掙錢最多，但因為包廠的工人盡量不找人幫工，以增加自己收入，所以壓力最大，也最辛苦。壓力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方面，貨源不穩定，如月玲說的情： 「人家有（工作）就叫你，沒有就沒有。」但更重要的，是交貨時間。香港成衣業以生產期限短以及準時交貨見稱，也因此長期佔有世界成衣生產的首位。月玲：「幫工就得到自由，包廠就掙多點。如果做不完才找人。掙自己人工，時間又可以自己控制。不過通常都自己掙，除非自己「消化不良」。例如我給貨你做，你要什麼時候「落貨」，你「死」都要「死」給他！那開通宵囉！就一味開夜、開通宵。責任大，但掙到錢，心理壓力大了。你有病都不成的，你一放假就扣你錢，扣你整期糧這樣算的。真的辛苦到頂唔順（不能支持下去），差不多要死（才休息）。」
放工，像太空人，飄浮阿冼和月玲無時無刻都拚命工作。這是她們一代人的普遍情形，遇上工廠不用開夜班，工友都會拿一些外發的「挑撞」回家做。她和阿冼甚至親眼目睹先後有兩位工友在工廠開工時暈倒，送到醫院就過世了。拚命工作背後的不安全心態，當然是源於自少貧窮的經歷，和對身處環境的了解。香港成衣業缺乏政府支援，其成本和風險差不多完全由小投資者及工人自己承擔，而其外向的性質 及相關的周期波動，都做成工人長期不安穩的心態。工人面對這種不安唯一的對策，就是拚命地做，希望藉此在不安穩中找尋生活的保障，而所付出的就是勞力和健康：月玲： 「晚晚做到十一點，跟又連續幾晚通宵。走出街就好像太空人，飄呀飄呀的……總言之一生人就好淒涼。（阿冼：一味做，一味做。）……一味捱。」
七八十年代，製衣業工人從來沒有想過這一行有一天會式微。月玲以前以為會一直做下去，到孩子大了就隨心所欲，要做就做一點，沒有工作時就算。九十年代她把積蓄投資股票，誰料到一次「股災」就血本無歸；加上製衣生產又搬離香港，「想不到沒得做……完全沒得做。」中年轉業不易，唯有在麵包公司做清潔工。「最初去做好辛苦，以我們屬於一個技術人才來說，這樣轉工真是好淒涼。」由製衣業高峰期月入差不多一萬元到四千元，落差自然是很大。薪金減少還不是最大的打擊，身分地位驟降才叫人難受。補衣在製衣行內屬於高技術的位置：「做補衣別人都叫『補衣小姐』的！每個人好尊重的。」現在月玲在麵包公司做清潔工，麵包公司只聘請年輕女孩子做售貨員，這些女孩子「叫你做什麼做什麼、抹什麼抹什麼，真係喝到你（頭）暈呀。」「好多同事都說：梁月玲你怎樣過自己這關。我覺得錢是自己一對手去搵，我無論做什麼，我都是光榮的。」八十年代欣欣向榮的製衣業，曾經是不少工友賴以為生的行業，也同時提供了一個空間，讓不少工人找到積極的人生意義。製衣業生產一旦從香港全面撤退，很多人就像月玲和阿冼一樣，人到中年驟然失業或被迫接受收入和地位都比以前下降的差事。究竟人怎樣可以從容地面對人生的跌宕呢？月玲就給我們提供了答案。
（文章輯自《千針萬線——香港成衣工人口述史》，經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