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敬慈
札鐵工人展開了近年來少見的持續罷工﹐爭取目標從金融風暴後被動反減薪，發展到主動要求加薪，可見在經濟復蘇之下，工人的信心增加了,勞資矛盾也激化了。如長實集團副主席李澤巨所言，扎鐵工潮工已演變成全港問題。
特區政府在事件上的處理手法﹐表面上承襲英國自由主義的傳統，令勞資雙方在自願的基礎上談判，政府的介入最多只扮演傳聲筒的角色。缺乏集體談判權和集體勞資糾紛的法定處理機制，令香港絕大部分的罷工都是非正式的罷工(unofficial strike) 或者野貓式的罷工(wild cat strike) 。事實上，正是由於這種罷工的頻密及其對生產力破壞，迫使英國政府放棄了其工業關系上不干預的傳統，今天的英國，‘不干預’ 已經成為了神話。
上世紀60年代，面對風起雲湧的罷工浪潮，英國政府委任委員會(Donovan Royal Commission) 對工業關系進行研究，Donovan Report建議設立勞資糾紛的法定談判機制，給於工會廠房代表(shop stewards) 正式的地位。Donovan Report也促成了英國第一個工業關系研究所在華威大學的成立，該學派代表人物Richard Hyman在其經典作品<<罷工>>中指出，工會應該是工人改善工作條件的集體手段，但現實上，面對來自資方和政府的壓力，不少工會將維持與政府和資本有秩序的關系(orderly relationship) 當為首要任務, 最後導致廠房代表抗爭文化的興起，不少罷工連工會上層也無法控制。Hyman的分析我們從札鐵職工會與其會員的關系演變中得到印證。不同的是，目前香港工會組織在政治上的分化和競爭，令工人有不同的選擇。
和扎鐵工人罷工相似的例子是今年英國的郵政展開了多次的持續罷工，反對政府設立2%的公營部門薪金調整上限，資方開始時不願意談判，工資上限由中央政府訂立，並非一部門可以左右。在未處理郵件超過2億而更多的工會准備就是否罷工進行會員投票的情況下，勞資雙方終就重返談判桌達成協議。扎鐵工人的罷工會否出現同樣的結果? 很大程度上看工人的決心、耐力和能否爭取更大程度的團結，但也取決於政府和資方的策略回應。部分經濟學分析認為，工資取決於供求關系，而非工人的鬥爭，這種將經濟抽離於政治的說法完成沒有現實基礎。一個行業工人的罷工，在關鍵時刻影響的不僅僅是該行業的工資，更是整體的勞資關系和利益分配。
在英國，新工黨執政10年，流失了四百萬選票和一半的基層黨員，這個不受歡迎的政黨卻沒有失去政權的危機，原因是人們對戴卓爾時期的保守黨更加恨之入骨。人們無法忘記，1984年保守黨政府鎮壓煤礦工人的罷工和操縱民意攻擊工會的歷史。政府和資方在罷工期間往往會利用‘民意’ 影響工人的信心和內部團結。從此之後，英國的社會政策全面向資方傾斜，勞方的政治力影響力大大減弱。今天在歐盟各國中，英國的勞動時間最長，工會權利最缺乏保障。
但和英國等經濟發展水平相若的國家和地區相比，香港的法律更向資方傾向。這同香港缺乏民主政治和工會的政治分化有關。香港工人有輝煌的鬥爭歷史，1925到1926年的省港大罷工，至今仍然是全世界歷史上最長的罷工，國內兩黨對勞工運動的介入從此開始。一直到70年代，親國民黨的工團被納入建制，親共產黨的工聯會轉為低調活動，才為政權以外的工會活動創造了空間。教協和不少公務員工會都在這一背景下成立，並在此基礎上在1990年成立職工盟，將爭取民主列為綱領之一。
聯合國所確認的核心工會權利，在香港的落實十分不理想，工人沒有法定的集體談判權，對罷工權的保障也十分不足，工人的組織權所能發揮的功效也因而受限。1997年回歸前的立法局通過了職工盟議員提出民主派支持的集體談判權權法案。諷刺地是，該法案在數月之後被包括工聯會議員在內的臨時立法會推翻。勞工權益犧牲於親中和民主的兩元對立之下。這正是扎鐵工人無法和英國的郵政工人一樣，在法律規範的框架下爭取提高工資，而被迫走上街頭的政治背景。
從這意義上，勞工運動的政治含義是無法否認和避免的。也正因為如此，扎鐵工人的罷工值得更廣泛的社會支持，不僅僅是為了數千工人的利益，而是為了一個發展更平衡的香港社會。